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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青年•游击战士•版画名家——张怀江的艺术道路与革命题材作品评介

作者:辜居一 张春艳    2012-03-30 19:50:48    来源 : 艺术杂志

一、张怀江不平凡的革命与艺术生涯

张怀江,原名张隆超,1922年农历11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县乐城镇。父亲张悟之,母亲施氏。张怀江家中共有兄弟六人,他居幼。全家8口人靠父亲和兄长经营两间中药店维持生活。

1929年,7岁的张怀江进入乐清县的城区小学读书。1933年,年仅11岁的张怀江在其酷爱绘画的五兄张龙光的影响下,创作了钢笔画《鹅》,此画被当时的上海《儿童世界》发表后,他备受鼓舞,日益喜爱美术。由于经济困难,父母无力供张怀江去外县继续升学,只有让他进入乐清县城内私塾制的“赞华书院”读书。在此书院两年的学习时间,张怀江在古文学知识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张怀江才15岁。1938年秋,有两件对张怀江来说十分重要的事:一是他考取了温州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所学校4年的学习期间,他参加了该校的木刻小组活动,并逐步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二是他在著名版画家、时任

中共地下党的县团特支书记郑野夫的辅导下,创作了自己第一幅版画作品《保卫祖国》。从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张怀江开始在浙南走上了木刻艺术道路。

当时,浙江省乐清县的进步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乐清县中等以上学校假期工作队”。在这支队伍中,还附设了一个“星火剧团”,经常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张怀江每逢寒暑假从温州师范学校返回乐清县后,都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这支工作队组织的各项工作。为了争取合法的活动形式,“乐清县中等以上学校假期工作队”后来更名为“绿白文艺社”,张怀江被以进步学生为主体的社员推选为社长。尽管“绿白文艺社”生存时间不算长,但是张怀江为它的成立和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1942年秋,张怀江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温州市瓯江小学任美术教员。这一年,他创作了面向现实、以表现人物为主、反映农村生活的木刻作品《农夫》。1943年3月,张怀江转任温州市康乐小学美术教师时,改用现名考入了当时校址在福建省建阳县的国立东南联合大学艺术专修科,师从谢海燕、潘天寿、倪贻德、陈士文诸教授学习绘画。谢海燕和倪贻德两位先生见不少学生喜欢木刻,就因势利导成立了木刻班,张怀江也得以在这个木刻班学习。在该校短暂的学习期间,谢海燕的亲切鼓励,潘天寿的见方用笔、倪贻德的大块用色、陈士文的“艺术要厚、重、大”的观念等都对张怀江以后的艺术发展有很大帮助。同年秋季,该校艺术专修科并入国立英士大学后,张怀江随校从闽北迁到浙江省云和县小顺镇。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张怀江开始与《东南日报》、《浙江日报》等报刊建立稿约联系,经常进行木刻报楣、题花、插图和主题创作。同时,他还以槐岗、江外江等笔名发表了一些散文、随感和艺术读书类文章。《塞上风光》等一批木刻作品就是在这一年创作的。

据张怀江回忆:就是在1943年一个秋云密布的午后,他在云和县城的旧书摊上购得了一本流落于此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本选集是由鲁迅先生当年托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求购样本后,自费用宣纸印刷103本中的一本。他如获至宝,手摹心仪。这位德国女版画家“深刻鲜明的主题思想、精湛娴熟的表现技巧、强烈有力的艺术魔力”对张怀江有着不平常的震撼。由此,21岁的张怀江在鲁迅和凯绥·珂勒惠支的精神感召下,做出了立志毕生走木刻艺术道路的重要抉择。

1944年,由于日寇继续在华南侵,张怀江又随英士大学迁至浙江省的泰顺县里光村。他根据亲身的生活体验,以自己寄居的山区农民房东实际的歉收状况为素材,创作了木刻作品《歉收》、《战后遗孤》等一批木刻作品。1945年,23岁的张怀江终于和全国的民众看到了抗日战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同年秋天,他因家贫从英士大学休学回到家乡,在乐清中学任美术教师。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与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参加了由党组织领导的,有李分成、汤仲琳、周庆占、郑剑芳、赵次音和陈朱廉等人组成的“七人读书会”。在“七人读书会”的活动中,张怀江与大家认真学习讨论了油印本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毛泽东著作,这使他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了以后自己艺术道路的前进方向。在“七人读书会”的帮助下,1946年的上半年,张怀江与汤仲琳等人发动和领导了乐清中学的一次进步学潮。同学们上街游行,高呼进步口号,声势不小。因为这是乐清学生运动史上罕见的进步斗争事件,为当时的反动当局所不容。所以,学潮之后,张怀江被迫离开了乐清中学。同年秋天,张怀江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教的谢海燕教授取得联系,转赴从英士大学分离后恢复原名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复学,直至年底本科毕业并作为研究生继续留校学习,同时在上海中国中小学兼任美术教师。

据曾经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名誉社长的丁景唐回忆:“其时在中共上海文委领导下,由戍戈同志负责的木刻美术小组,他们和美专的几位同志经常为党领导的刊物和报纸刻制版画,参加反对美蒋、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怀江同志以版画作武器,参加这一斗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张怀江在上海还参加了“全国木刻协会”,他所创作的木刻和漫画还常常发表在当时的《时代》、《民主》、《群众》等刊物上,有的作品还被入选当时的画展和画集。

1947年,张怀江创作的《苦力》、《人民说话了》后来分别被中国美术馆和法国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收藏。在上海学习期间,张怀江积极参加 “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的进步学生运动,协助原苏联驻上海使馆版画宣传活动的张怀江再次被当时的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撤离上海并返回温州市担任落霞小学的美术教师,同时协助中共党员葛克俭编辑《温州日报》的《新艺副刊》。1947年10月,25岁的张怀江在温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党组织决定让他去浙南游击区。张怀江的人生道路就此开始了非常重要的转折。1948年初,张怀江服从党组织安排,放下了家庭、爱情、学业、出国等个人得失,他带着一副眼镜、一副木刻刀、几件衣衫,在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下,从温州市的朔门码头乘船出发,途中以“雕花艺徒”的借口,机智通过敌卡的盘查,进入了浙江南部永嘉、瑞安、青田和文成四县交界的巾子山区,经过两天昼伏夜出的山间小路跋涉,在一个深夜,张怀江到高山茅舍中的中共浙南特委宣传部报到之后,就在《浙南周报》开始了美术编辑、刻写和从事美术宣传与创作工作。“刀笔从戎”的艰苦游击生活就这样在张怀江面前展开了新的一页。油印的《浙南周报》副刊中有《画刊》专栏,每月出一期,每期都会刊登几幅木刻,这些画页,对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和宣传浙南党组织中心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得了游击区指战员和群众的欢迎。为了突击完成工作任务,张怀江与自己的老同学、新战友和入党介绍人陈沙兵常常在一起抗严寒、斗酷暑、围着方桌、共用一盏煤油灯、通宵达旦地奋斗。平时行军休息间隙、编报工作之余、会前饭后,张怀江和陈沙兵还酝酿了彼此的专业提高计划:“努力学习北方木刻道路”,“多方学习其它画种和西洋画法,着重研求木刻专业和民族风格,坚持生活速写,多练毛笔技法等”。他们一边认真学习《北方木刻》一书,研究延安木刻艺术,一边背着木版、刻刀、速写画具、用毛笔画战士、画民兵、画群众、画特殊的游击战斗生活、画浙南风貌。浙江省著名书法家姜东舒生前回忆过张怀江在浙南游击纵队每日必须完成自修课业的情形:“不论炎夏寒冬,风晨雨夕,或者饿肚生病,行军打仗,每天挤出时间进行素描、速写”。张怀江在这一年创作的《游击战士学文化》、《游击队员从村里经过》等一批木刻作品,都是以浙南游击区生活为依据,学习延安木刻艺术特色,以写实、线刻、明快的艺术风格为主,给当时浙南游击区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留下深刻印象。根据上级指示,1949年1月,张怀江与陈沙兵、夏子颐等负责创作和设计装帧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木刻画集。受到浙南游击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原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龙跃回忆与他在解放战争中并肩战斗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艺术科副科长张怀江时的评语是:“那时他是个有名的文化兵”。对于张怀江在浙南游击区的革命活动与艺术创作,温州市文化局的评语是:“为创立浙南革命美术事业,指导温州的美术创作活动,做出了卓越贡献”。张怀江自己在《我的创作情况和教学情况》一文中写道:“我在游击区的时间虽不长,但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就是在党的直接培育下,希望自己成为党的版画一兵。回顾这段简单的历史,我觉得正是那个时代,那时候的生活,那时党对我的教育,那时中国新兴版画传统给我的教育等等,都决定了我的艺术道路,我认识到,我搞的美术,我搞的版画,是战斗的武器,我应该拿这个武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讲几句话。我当时就是抱了这样的想法,走的基本上也是这个路子”。

1949年5月,温州和平解放。27岁的张怀江随浙南游击纵队进城,他先后担任了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温州地委宣传部艺术科、宣传教育科副科长等职。他在这年还创作了《斗争恶霸》、《缴纳公粮》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木刻作品。1950年,张怀江从中共温州地委奉调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担任他的老师、时任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倪贻德教授的素描课助教。由于教学和社会的需要,从这一年开始到1955年期间,张怀江除了坚持木刻创作之外,还进行了油画、连环画、宣传画、漫画以及生活速写等多方面的艺术实践。作品数目颇丰并常常在全国性的主要报刊上发表,或入选画集、画展,或出版单页。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两项成果是:张怀江在1953年带学生去安徽佛子岭水库工地体验生活时画的十余幅钢笔速写,由当年《人民日报》用罕见的三分之一版面予以发表。张怀江创作的年画《接待人民来访》获全国年画三等奖并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此画曾出版单页,还多次被国内各报刊转载。

1952年2月,张怀江在“三反五反”期间,参加美术学院政治处工作。同年5月,他还当选为美术学院工会副主席。1954年,美术学院创立了版画系,著名版画家张漾兮先生任系主任后,希望张怀江“归队”。从这一年起,张怀江开始参与了版画系创建初期的工作和长期担负该系创作课和木刻技法课的教学任务。他在继续坚持版画创作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的同时,也要求自己注意坚持版画创作要与教学相结合。他同年创作反映新中国建设者改造自然、造福人民、大兴水利的木刻作品《拉上斜坡》,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画还入选了《中国美术作品集》,先后被《解放军画报》等报刊选用。1955年,张怀江根据自己在新环境下的实际情况,开始把黑白木刻、人物创作放在版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他仍然坚持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为主,着重表现自己熟悉的江南生活。这一年,他创作的版画《工作队下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版画作品展。

从1956年开始,张怀江在总结自己学习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学习延安木刻和在解放初期学习原苏联多调子木刻的基础上,要求自己开始走“汇三支于一流”的艺术道路,注意探索自己的艺术语言。他在不断研究、借鉴中国书画的金石味,逐步探索三棱刀和平口刀刮刻为主的独特木韵和刀味的同时,创作了一批有民族特色、有版画特点、有地方特色、有个人艺术面貌的版画作品,如《鲁迅与方志敏》组画、《同心协力》、《鲁迅像》等。有业内人士还称张怀江当时的版画风格是“毛毛派”、“浙派”。张怀江作品开始引起了当时国内版画界的关注。这一年,张怀江不仅在版画创作方面进入了自己在美术学院工作、任教后的第一个高峰期,而且当选为美术学院中共党委委员,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职称也由助教晋升为讲师,还被评选为美院先进工作者。

1957年,时任院整风办公室主任、35岁的张怀江却突然被错划成“右派”,人生之路迅即由山峰跌入谷底,身心都遭到沉重的打击。1961年,张怀江被摘去“右派”帽子之后,结束了三年先后下放到教务处、附中劳动改造,不得发表作品、闭门研究版画艺术规律的生活。又回到版画系的教学岗位。他开始继续探索自己的版画艺术风格,创作和发表了《渔歌十二唱》、《江南水镇》、鲁迅小说《长明灯》插图等版画作品。他的版画艺术语言在原有的“方拙味”、“金石味”中开始透露出些许“辣味”,在这些作品画面中的人物造型、黑白处理、运刀节奏都在他原来版画作品艺术语言的基础上显得更加概括、更加精练、更加沉雄。

1966年至1976年的国内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怀江不但受到极左政治的严重冲击,而且从1969年开始,他又被鼻咽癌残酷地纠缠与反复折磨。在政治生命和身体状况极端艰险的逆境中。张怀江在沉默中不断思索,他不断尽力要求自己:“我一生是以搞版画战斗过来的,只要我能生存一天,我还是要搞版画,还是要刻”。经过22年严峻的身心磨难之后,1979年,张怀江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他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终于得到完全复生。他精神振奋,为了把失去的22年的时间补回来,他又对自己提出了“趁夕阳再赶一程”的要求。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体弱多病的困扰,从1979到1989年这十年间,共创作了两百余幅版画作品。他长期被压抑的艺术创作能量喷薄而出,推动他进入了在美术学院工作、任教后的第二个版画创作高峰期。

1980年,张怀江出席了浙江省第二次文代会,当选为浙江省第二届文联委员、第二届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理事。这一年的4月,作为浙江代表之一,出席在安徽黄山召开的中国版画家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同年,为了创作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约稿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40幅木刻连环画,张怀江反复认真阅读鲁迅原著。为了推敲创作构思,他画了十倍于作品数目的草图。为了解决原著在形象、环境、道具等方面没有具体描述的困难,准确把握依靠间接史料进行创作的艺术效果,他还专门请来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现代文学的吴欢章教授对自己的创作稿进行逐幅的评议。在这套木刻连环画的创作过程中,张怀江对自己在版画艺术方面提出了“严于形、放于刀”的新要求,凡是遇到画面关键人物塑造之处,他都意在刀先,认真刻画;而在画面次要部分,他则放刀直干,注意保留一些看似偶然的艺术刀触。这本由张怀江精心创作的木刻连环画在1981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1988年由日本友人牧野笃翻译,日本同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木刻连环画赢得了海内外同行的充分认可和观众的喜爱,曾先后被选送到美、日、德、法、南、澳、新西兰等国家展出。

1981年,张怀江晋升为副教授。同年底,他出任美术学院的教务处长。这一年,在繁忙的教学管理工作中,他创作了自己晚年版画艺术的重要代表作《支柱》。这幅作品入选了浙江省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创作奖”,还入选了第七届全国版画作品展。1983年,张怀江晋升为教授。这一年,他应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约稿,为《恩格斯画传》作木刻《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写作的《浙南游击区生活速写》一文发表于这一年《共产党员》杂志的第一期。他创作了表现革命文艺家冯雪峰的木刻作品《皑皑雪峰》并入选浙江省优秀作品展。

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美术界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以及各种艺术现象,张怀江认为自己要坚持两点:“一点是要坚持画家的良心。这个意思是,我认为,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不能随风倒,要现实的看待自己,要历史的看待自己。我自我分析了我自己,我的一生是这样过来的,我的生活经历就是那个样子,我所形成的艺术观点也已定了,所以不能随风倒。我今天已恢复党员的身份,就应以党员的良心、画家的良心来从事我的艺术活动。但另一方面又要有画家的眼睛。画家的眼睛应该是敏锐的,应看到时代,应敏感到时代在变化,时代在前进。一个画家、美术家,不能跟上时代、落后于时代,那是没有出息的。因此我这么想,我应该紧紧地跟上时代。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要跟上去”。1986年,张怀江创作的木刻作品《战令》。这幅作品入选第九届全国版画作品展览并获得了优秀创作奖。

1988年8月23日,由中国版画家协会、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张怀江版画展》,在对张怀江艺术道路和革命题材作品都非常有意义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这次展出的张怀江木刻作品共有245幅。展览的开幕式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万冈主持、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李桦致开幕词,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开渠、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赵宗藻等出席开幕式。张怀江本人因身体不好而未去北京,他委托长子张远帆、学生殷翔云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我国著名版画家李桦在展览的开幕词中指出:“大家知道,中国新兴版画是30年代初由鲁迅先生倡导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它便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从事抗日救亡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旧社会里,虽在民族危机和黑暗统治下,处于艰苦环境之中,木刻家们仍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战斗。张怀江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忠诚的革命木刻战士。1947年冬,他进入了浙南游击区,用木刻为武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解放后则热情歌颂新社会。这些革命劳绩,鲜明地反映在这次展出的、各个时期的木刻上面。张怀江同志是手不离刀,勤奋创作的木刻家,他的创作以黑白为主,坚持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从这次展出的200余幅作品中,更能看出他的卓越的成就”。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美术家通讯》、《大众美术报》、《经济生活报》等均刊发了关于这次展览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翔方写的《张怀江教授的黑白木刻》一文。

在这次张怀江个人作品展览展出期间,他向中国革命博物馆赠送了《鲁迅与方志敏》等木刻作品10件作为馆藏。中国革命博物馆专门为他举行捐赠仪式并回赠收藏证书和纪念品。同年9月,日本东京众美馆主办了由该馆收藏的《张怀江版画展》。同年,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决定出版《张怀江画集》,张怀江亲自着手画集的编辑工作,为画集写了《思痕》一文,并请我国著名版画家王琦先生为画集作序。王琦先生在《张怀江画集》序言中指出:“张怀江从事革命工作和艺术创作的经历,形成他独特的人格和画品。他的刚正不阿、老成持重的性格和他的朴实无华、雄厚笃实的艺术是浑然一体的。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将在我国新兴版画史上占据应有的位置“。

1989年,张怀江创作了木刻作品《余响—又逢“五四”有感》,这幅作品入选浙江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获优秀作品奖,并入选了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9年6月12日8时,张怀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他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市南山陵园。我国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为他的墓碑题字:“版画家张怀江教授墓”。著名书法家姜东舒先生书写了以精炼的字句对张怀江的一生进行全面评介的墓志铭:“张怀江(1922-1989年)原名张隆超,浙江省乐清县人,中共党员,早年参加浙南游击纵队,生前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全国版协理事,浙江省文联委员等。一生追求真理,正直磊落,宠辱不惊,治艺严谨,诲人不倦;致力黑白木刻五十余年,有黑白一杰之称,享誉中外;传世遗作400余幅”。

二、张怀江创作革命题材的主要作品选介

《游击战士学文化》 黑白木刻 1948年 7×18.5厘米

这幅作品是张怀江在青年时期根据自己在浙南游击纵队生活经历创作的一幅黑白木刻。

美学家阮廷陵在1986年4月6日《温州日报》上发表的《张怀江的黑白木刻》一文中,评价了黑白木刻《游击战士学文化》:“非常生动而真切地记录了当时的生活。把板门(临时宿营地房东的门)卸下,摆成一张长桌子当作课桌,肩荷长枪的游击战士围着这卸下来的板门桌子与他们的文化教员一起学。这些富有当时生活特征的细节,没有实地生活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画家赋予这幅画的黑白调子与画中战士一样地质朴”。为了使广大群众和游击队员易于理解和接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张怀江在这幅早期革命题材作品中,吸收了延安木刻的艺术创作手法,刻画人物面部几乎不用明暗调子表现,而采用以线条白描的方式,把人物形象塑造的朴实、亲切、清晰可辨。在画面的构图处理方面,他以8个人物生动的姿态打破了长桌和墙角线的静态平衡。画面中富于变化的黑、白、灰色块把不同的人物聚合成一个整体,多而不散。由于作者认真调动各种创作因素,从而能够使当年游击战士学习文化的氛围跃然纸上,画面效果朴素动人。

《游击队员从村里经过》 黑白木刻 1 9 4 8 年12.5×13.5厘米

我们从画面中可以感受到张怀江的观察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功力,他找到了有浙南服装特点的老乡热情为游击战士修补鞋子的典型情节,生动地表现了游击区战士和当地群众鱼水相依、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为了更加艺术地表现作品主题,他对画面前景中五个人物的关系进行了十分精心的组合,人物造型高低有致、顾盼周全、神态自然。画面以线刻为主,穿插了一些小面积的灰块、黑块,视觉效果显得轻松、活跃。这幅作品的基调十分明亮、亲和,反映了张怀江当年投身浙南游击区生活、创作革命题材作品时的积极态度和艺术激情。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木刻画集之一《一切缴获要归公》 黑白木刻 1948年 11×15厘米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木刻画集(图9)为16开大小,共有16幅木刻画组成,由张怀江等人参与部分战士为主的“人力印刷机”拓印,用福建的六和毛边纸印刷,封面有三色套印。这本当时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题材的文艺作品中独一无二、图文并茂的画集,它不仅受到浙南游击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还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史上的珍贵文物。

《一切缴获要归公》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木刻画集组画中的一幅。为了给浙南的游击队员们提供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象教材,黑白木刻《一切缴获要归公》中的人物、场景、服装、道具都采用了当地的生活素材。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如何运用视觉语言来强化革命题材创作的艺术效果,还是颇费心思的。画面中方桌左右的两位战士伸出的双手连成一条结构线,连通了画面两边的人群,而另一条结构线是通过前方小孩儿的右手,拿挂表队员的右手及其背后的机枪,斜向贯穿了画面,打破了画面水平结构线的绝对平衡。两条结构线又将观众的视线引向了它们的交叉点,即画面视觉中心的“缴获交公”动作。

《鲁迅与方志敏》组画之一 《方志敏在狱中》黑白木刻 1956年 43×32厘米

《方志敏在狱中》是张怀江在20世纪50年代时不断研究、借鉴中国书画的金石味,逐步探索三棱刀和平口刀刮刻为主的独特木韵和刀味所创作的一批有民族特色、有版画特点、有地方特色、有个人艺术面貌的版画作品中的一幅代表作品。这幅作品也是张怀江中年时期创作的一幅主要的革命题材作品。张怀江没有采用一些当时的公式化站立造型来表现革命人物的高大形象,而是通过塑造方志敏在敌人狱中从容不迫、藐视困境、握笔书写《可爱的中国》的坐姿,生动地表现了方志敏的革命气节。

此幅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所收藏。

《支柱》 黑白木刻 1981年 54×35厘米

浙江女画家杨芳菲在1982年4月10日《浙江日报》上发表的《左刀驰骋黑白间——记版画家张怀江》一文中写道:“《支柱》以简洁朴实的艺术语言,醇厚的刀味和木味,生动地刻画了一位老游击战士在戎马倥偬之际,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的形象,成功再现了游击战士的精神面貌。这幅画的素材就取自他的亲身经历。在构图上,他采用了金字塔的结构,人斜靠在柱子上,柱子亦微倾于人体。《支柱》的用意寓于其中。画面上皱巴巴的军帽,长长的络腮胡,乱蓬蓬的头发和受伤的胳膊都表明了游击生活的艰苦和动荡。然而,战士的精神却是那样地专注和愉悦,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画面”。

如果我们从艺术技巧方面来分析《支柱》这幅作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张怀江运用有自己特色的“方、拙、辣”版画运刀风格的成功之处,他把画面中心的战士造型刻画的很结实,而画面周边的物体则表现的很豪放。画面中不论下刀和留白之处,他都精心推敲,使画面最大限度地趋向简洁概括和黑白对比效果明确。画面右上角用强有力的刀法刻出的一盏小灯的光芒,不仅活化了这幅作品的大三角构图,还起到了象征真理之光的作用。他把整个画面的视觉效果控制的张弛有度。

此幅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所收藏。

《战令》 黑白木刻 1986年 42×63.5厘米

张怀江在黑白木刻《战令》这幅晚年创作的革命题材作品中,不仅仅是表现游击战士们在等待战斗命令的具体情节,而是以群像的方式,以色的黑白处理、线的刀味木味、形的概括等艺术手法,集中地反映了游击战士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成功充满必胜信心的精神风貌。大块表示黎明前黑暗的黑色衬托出了游击战士们迎接光明的坚毅形象。

张怀江在这幅作品的构图处理方面,做到了有序、有节、有主、有次、有虚、有实。他认真地对待作品中的黑白处理,注意黑、白、灰的巧妙运用,黑白对比有很强的节奏感。画面主体突出、层次分明。我们从这幅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对版画运刀节奏的把握已入佳境,下刀如下笔,徐疾多变,转侧自如。

此幅作品被评为《全国第九届版画作品展览》的优秀作品。

辜居一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

张春艳 中国美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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