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正荣的蜡染情缘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在中央工艺美院老院长常沙娜教授家里看到了介绍马正荣先生的视频专辑，顿时对这位一辈子致力于家乡贵州蜡染的研究、收藏、宣传工作的老先生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和浓厚的乡情，于是马上收集研究资料，联络马老的女儿马俐女士，于2011年冬月专程赶赴贵阳，见到了贵州蜡染大师马正荣先生，83岁高龄的他清风瘦骨，精神矍铄，虽然有点感冒，但是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深邃的双眼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让人肃然起敬。访谈中，老先生瘦削的脸上满是和蔼慈祥的笑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提纲要点侃侃而谈起来。

结缘贵州蜡染

“我1928年出生于浙江富春江畔，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乡风朴素，情调优雅。从懂事起，醒来就能看见床上的帐子就是蓝底白花的印染花布，那时还分不清那是蜡染还是印染，但是莫名的就喜欢上了。”马正荣就这样与贵州蜡染结下了一辈子不解的情缘。

1947年杭州国立艺专恢复招生，马正荣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想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所以他考进了工艺美术系并享受国家发放的奖学金。“当时的院长是刘开渠，庞薰琹、雷圭元等是我们的老师，我和温练昌、袁运甫等前后同学一起学习。五年之后毕业时，我被分配到重庆西南文教部艺术处，当时庞薰琹任国立艺专的教务长，他送我们从杭州出发，曾对我说：‘我曾到过贵州安顺地区，搜集过一批很好的蜡染刺绣，你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工作要像种子一样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后来我工作遇到困难时就想起这段话，对我产生很大的鼓舞。”

后来，贵州省文化局成立了美术工作组，风华正茂的他怀着对贵州蜡染的喜爱、师长当年鼓励的话语和一颗年轻赤诚的心，背上行李，来到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贵州省，任民族民间工艺组组长。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他经常带领小组成员下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纹样的收集和采风工作。“我们头两年整理了一部分蜡染、刺绣，送到西南局开展览会，展出后反映很好，转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书，我们很受鼓励。”每每看到那些出自少数民族女性之手的纺织工艺品，那举世无双的刺绣、精美绝伦的挑花、古典雅致的蜡染、绚丽五彩的织锦，他不由得惊叹于这些工艺品的细致与精湛，惊叹于少数民族女性的智慧与伟大。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一头扎到了这片美轮美奂的天地里。

那时的研究条件是十分简陋的，为了把这些纷繁多样的纹样都收集齐全，马正荣每到一户人家，看到工艺价值很高的纺织手工艺品，就要一笔一画地把纹样描绘下来。有些条件艰苦的老乡家里没有桌子凳子，他就把纸铺在地上，索性蹲在地上画，几个小时下来，常常蹲得腰酸腿疼、脚麻得不能走路。衣食住行方面也是十分艰苦，马正荣和三四个小组成员一天往往要走十几到几十公里的路，只为找到需要的纹样，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碰巧能在当地的老乡家里或路边的草棚里煮些东西吃，有时在荒郊野外没办法煮饭，就只能饿着肚子赶路。对于多年下乡采风的这些经历，马正荣不怕吃苦、不怕受累，最希望的事情却是“在下去采风的时候，能有一张桌子让我画图样，不然蹲在地上画，或者在板子上画，木板一活动，根本无法画精确，工作做不好，才是让我最难受的事情。”

由于研究成绩突出，马正荣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1959年，国家搞 ‘十大建筑’，外部的建设已经竣工，内部的装潢还没开始，承办单位是文化部，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于是就提出来集中全国的美术设计工作者来一起做，贵州蜡染的图案纹样很有民族特色，我又一直做蜡染收集研究设计工作，就提名了我，我分在常沙娜院长一组，大家一起加班加点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还和常院长一起去香港搞展览。”

“文革”过后，马正荣痛心于浪费掉的10年时光，同时他也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好不容易把我培养出来，我能拿出什么成绩来报效国家？面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美好的手工艺，怎么才能把它展现给更多的人？什么东西能够代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所有手工艺的特点呢？马正荣又开始了思索和寻找……

于是他又来到了丹寨，无意中看到苗族姑娘出嫁必须提前准备的背扇，十分精致。背扇是经由刺绣、蜡染、挑花、布贴、织锦等艺术手段绘制而成，它不仅是背负孩子的“襁褓”，而且是与孩子未来的命运休戚相关之物，体现了永恒而无私的母爱，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马正荣立马确立了目标，即是这有着成熟的艺术形式和丰富文化内涵，最能代表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精髓的背扇。

收集工作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背扇作为孩子一生一世的“护身符”，背扇就好像连结母亲和孩子的“脐带”，她们绝不会轻易将之出卖或者送人，即使迫不得已，母亲们也会剪断背扇的带子，洗净叠好珍藏起来。马正荣曾为了一个背扇整整等待了3年时间。就这样，从上世纪70年代末马正荣收集的第一个背扇算起，20多年过去了，他深入到贵州90%的民族区县，拍摄到了1000多张胶片，并收集具有代表性的苗、布依、侗、水、瑶、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背扇珍品近千件，其中包括很多的孤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在收集了大量的背扇图片资料和实物的基础上，一个想法涌现在马正荣的脑海中：编辑一本有关贵州少数民族背扇艺术的画册，让这精美的艺术形式能够更好、更长久地以图像形式保存下来。2002年，由马正荣、马俐所著的《贵州少数民族背扇》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精美的画册出版后，许多人找到了马正荣，提出要高价购买马正荣收藏的背扇，马正荣一一婉言谢绝。他对别人说：“我现在取得的成绩是属于祖国属于人民的，祖国人民培养了我，我不能见利忘义啊……”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谈及贵州蜡染艺术价值时，马老有句话评价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贵州蜡染以其数千年不变的原始民族图案和浓郁的神秘色彩，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贵州80%的市县民间有蜡染制作,以安顺、黄平、六枝、丹寨等地技艺最高，以往，在安顺很多布依族村寨，户户有蜡刀，家家有染缸。女孩从小就耳濡目染，向长辈学习画蜡、染色的技艺；妇女一有空闲就精制蜡染衣，她们不需要先设计，也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就凭手中蜡刀可以画出笔直的线条，溜溜的圆，整幅图案构图巧妙，对称严谨，如同经过仪器的测校，绘制的图案古朴典雅，体现了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思维方法，表现了她们对幸福的渴求，对生命的敬仰，也许一方头帕，就会耗费他们一个月甚至更久的空闲时间。

由于居住区域、民族习俗的不同，不同民族将蜡染技艺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掺进了不同民族情趣和审美感受，使得各处的蜡染融进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仅安顺地区，不同民族的蜡染也是各有特色，像安顺苗族的蜡染，风格明丽活泼，图案以取材于自然的花鸟草虫为主，对称中讲求灵动；安顺布依族的蜡染则以素雅清新为主要特色，图案多为趋于抽象的几何形铜鼓纹、图腾纹；扁担山布依族服饰以蜡染图案表达了生活的环境，家门前是田地，田地下是河流，河流下是树、村庄，其反映的布依族原始居住环境，对研究布依族民俗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蜡染在民间代代传承，不仅是一种为生活所需的传统工艺，而且是同各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一种民族文化艺术，也是世界的文化艺术。

但是，“这种原生态本土文化符号现在已经逐渐在消失了。” 谈到贵州蜡染的发展现状，马老脸上露出些微遗憾和痛心，“现代的年轻人趋同现代文明,不喜欢穿自己土制的染布衣，他们有了更多且自认为更好的选择，原生态蜡染范围正在迅速地萎缩；而且，现在愿意埋头搞设计的越来越少，搞仿制的越来越多，缺少创新，也导致了贵州蜡染艺术发展缓慢。”

近年来蜡染在旅游经济的驱动下开始发展起来，蜡染古老的生命活跃起来。旅游经济刺激了蜡染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从一方面可以说是保护了蜡染，并且越来越多的蜡染产品在市场流通,越来越多的“老蜡染”精品走进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的家，成为保护珍贵蜡染艺术的一种有效形式；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盲目地乱开发，破坏了文化的原生态韵味，使得蜡染文化逐渐消亡。蜡染一直在开发发展和收藏保护之间徘徊着，保护为开发，开发促保护，试图找到两者利益的平衡点。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省就开始组织力量，对民间艺术进行抢救和挖掘。在收集的过程中，将有关资料制作成数据库，相应的研究与开发也在进行之中，正在建立比较系统、规范的民间艺术档案”，现在已耄耋之年的马老仍然关心着贵州民间艺术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近年来，他拿出自己多年来搜藏的蜡染刺绣精品捐赠、展示，2005年9月至12月，“马正荣捐赠贵州少数民族背扇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并举办了以“西南少数民族背扇艺术的审美价值”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国内民间美术界的20余位专家出席会议，引起极大反响。2009年3月，“黔山乡风·马正荣蜡染作品、背扇藏品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120余件蜡染藏品、作品进入广大爱好者视野中并受到好评。2010年，在香港南莲园池香海轩举办“贵州少数民族背扇展”，让港澳地区人民更好地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贵州蜡染的艺术价值，保护贵州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这位家里摆设着最简陋的家具，身着最朴素的棉衣的老者为艺术研究和民间艺术品的收藏献身了一辈子后，所发出的最真挚的话语、最深切的希望，平凡朴实，却让人心里涌出最深的感动，似乎在这寒冷的冬季燃起了熊熊烈火，带来阵阵热流，让人心里暖意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