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慈祥仁和的学者何正璜

何正璜（1914—1994） 别名玉子，女，湖北汉口人。生于日本东京。擅长美术考古。1934年毕业于湖北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工艺系，193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多摩川美术学校。历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员，陕西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顾问、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陕西分会常务理事、陕西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陕西考古学会理事。出版专著有《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西北少数民族图案选集》《唐代的战马》等。

我认识何正璜先生是在198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于7月15日至30日在大同办了一个读书会，来自北京、内蒙古、陕西、山西、部队的阎汝勤、吕恩谊、韩柯、艾轩、王亦秋、王复祥、龙瑞等20余位画家出席，其中有何正璜。读书会由时任会工部负责人的卢开祥主持，我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协助他工作，主要负责文秘、简报工作。

何正璜当时已经68岁，一位穿着朴实而气质优雅的女性知识分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事先对到会的人都作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在接待到会的人中，我特地希望能够见到何先生。在她报到的时候，我特地向她问了好，她对我能够叫出她的名字，有点意外。毕竟我作为工作人员，她对我也不会有特别的注意。但在7月24日安排参观大同的云冈石窟和善化寺、上下华严寺时，我与她作了长时间的交谈，一路上跟随她，提问了许多美术考古方面的问题，这也可能给她留下了另一个印象吧。

在参观考察这些古迹的时候，我做了一些笔记，其中有关她的学术观点，我编发在《大同读书会简报》第三期中：“何正璜同志是从事美术考古工作的，她说，我来自周秦汉唐故都西安，是古迹较多的地区，我过去看到汉代和唐代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常想这二者之间是怎样在源流上衔接的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现在看了云冈石窟的雕刻，有了理解。北魏的雕刻，有汉代的淳朴、厚重、坚实，它又接近唐代的华丽、丰富、生动，它在汉唐艺术当中作了联系的桥梁，使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以前因为我没有实地看过云冈，这次来这里看到许多东西，除了美的享受以外，还解答了不少疑问。何正璜同志还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多民族创造并融合而成的，但过去把历史的正统看成是艺术的正统，有时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容易忽视和低估了它的成就和贡献。看到北魏辽代的作品，深感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粗犷力量和深厚气质的作品非常美好，绝对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艺术的巨大贡献。她认为艺术形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艺术不能割断，不管是怎样变，总是在民族形式传统中变，是丰富的增加，其延续性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是特别明显的，一看就是中国的。二是外来的，吸收外民族的东西，每个民族都不能排斥外来的艺术，否则就会枯死。三是从生活中来的，我们不能丢掉传统，不能排斥外来的艺术，不能脱离生活，我们就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最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才能最永恒，充分认识我们自己祖先的东西，又能放在自己的创作中，这也是一个艺术修养问题。”

在这次考察之后，我就决定对何正璜作一次正式的采访。我把这个想法和她交换意见的时候，没想到她不同意我的采访，态度虽然很礼貌，但很坚决。她说她从不接受报刊的采访。为了这事我也动了几天的脑筋。既然她不愿意，当然不能够勉强。但我还是动员她接受我的采访，我说《美术家通讯》是个内部刊物，只给会员们看，您所从事的美术考古，许多新会员都不了解，通过我的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专业画家对这门学问参与进来。您不是说现在美术界对美术考古不重视吗？您不让人们采访，光在读书会上呼吁，大家还是不知道美术考古的概念和内涵。我的采访，并不是要宣扬您个人的功绩，着重点在美术考古上，这并不违背您的意愿。经我的劝说，何正璜先生有所“松动”。我说，这样吧，我已经把您说的有关美术考古的东西大致有所记录，我回去以后把它形成文字，寄给您，您看过之后，认为可发，就发表，认为不行，咱们再商量。我这番软磨硬泡，把老太太弄得没了脾气。

回到北京后，于8月初，我便把采访稿《访美术考古家何正璜》撰写完成。随后就将稿件复写成两份，一份寄往陕西分会，请他们审阅。9月14日分会复函说：

中国美术家协会研究室负责同志：

严路（当时我的笔名）的文章我们感到写的不错，是否可以请本人过目为好。

 仅此即复。致

敬礼

美协陕西分会 八二·九·十四

回信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的。因为我认识陕西分会的负责人修军的笔迹，这封信就是他亲笔回复的。当时他在主持分会的工作。我所以要让分会审定，也是为了能够说服何先生同意我的采访。

我将另一份文稿寄给了何正璜先生。何先生9月8日回了信：

悦浦同志：

 您好！

收接来函已有多日，一方面因学习十二大文件较为忙碌，另方面也是不知如何作复好，因此迟至今日，才来复函，稽迟之过，尚祈原谅！

承您不弃，仍然写了采访文章，令我惶恐不安，因为我已拒绝过两家报纸的采访、刊登任何谈我个人的文章，不料想大同读书，却受到我学科本行的美协给予了荣誉，这对我这毫无建树的人来说，实在是愧不敢当。虽然，您在笔下，也并无溢美之辞，但问题不在文辞内容而在报道本身，我所怕的也正是这一点。当然，您的好意，承您抬举，我都深表感激，不是矫情，更不是不领情，只是感到难为情。

您的文稿内容来自我随便的发言，让您把它组成条理已不易了，我仍改动了几个字，遵嘱不敢大动，而且在字数多寡上也注意了大致相等，不知尊意如何？

这次在大同学习，实平生一大快事，虽时仅半月，但得结识诸多好友，受益实多，尚望不遗在远，时惠好音！并请代候各位好友安健！

匆此即颂

撰安！

何正璜 9.8

 

从这封回信，可以看出，我当时是多么的固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但是回想起这件事，的确有违先生守身如玉的美德，让我硬是给破坏了。后来我在回信中一再向先生表示了歉意。

我的采访文稿发表在1982年第三期的《美术家通讯》上。

 

先生所说的改动，主要是关于美术考古的定义方面，我遵照她的修改发表的：她概括了上述所说的要点之后指出，美术考古，是对古物从美术的角度去鉴定分期和衡量价值。即可否这样说，从美术的角度从事美术考古工作，就可以叫做美术考古。

她向我强调说：关于什么是美术考古，美术考古的内容和特点，不是一下子能概括得很清楚的，这要结合实物，具体分析才行，也需要常年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共同来总结和探讨。

文中黑体字是她修改的，同时也删掉了一些文字。刊物出版后，我给何先生寄出了三份。

在1983年1月14日先生给我回了信：

悦浦同志：

今天收到《美术家通讯》三册，才知道您到底还是把我给公开介绍了，虽然正如您所说并无故意虚誉，但这总是我很忌讳的事。您的好意我领了，您的出发点是未可厚非的，我的不安是由于我并无什么知识和成就，不值得费您的笔墨，又费纸张的。

也没想到天荣同志在总结的结尾，把我那确是一片留恋各位友人的告别小诗，但形式上性质上却属于打油诗的东西也给发表了，更令我惭愧和惶恐，当时，我只凭一时激动的感情胡诌几句，并未推敲平仄和韵脚，定要贻笑大方了。我浪迹江湖几十年，东濒东海，西极沙瀚，各种会参加过不少，但像在大同相聚这样短的时光，萍水偶逢的同行们朝夕的音容言笑，却能如此深深地留在永难忘怀的回忆中，这却是第一次和在开始时完全料不到的。看来，大同之行在我这余年中真可算得是一片璀璨的霞光！

时序至今，已经又是一年，而且春节也临近了，在这里，我遥祝同志们平安、愉快！这种祝愿因为是极其真诚的，我相信山山水水挡不住，会让您们感觉到的，我问候您们中的每一位我应当问候的人！

即颂

艺安！

我敬候老卢伉俪的西北之行

何正璜 1.14

我在1月30日给先生回了信。这时我因患结核性胸膜炎住院刚刚结束。我在信中说，文章写得很粗糙，回想起来觉得工作方法皮毛得很，没有确切表达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的要义，甚感不安。我在信中也说道，在医院治病的日子里读了几本书，其中有阎丽川的《中国美术史略》，觉得周秦汉唐的艺术写得很单薄，没有把那种波澜壮阔的气势介绍出来，还不如在大同听先生讲的那些令人陶醉。

1986年12月21日至27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在西安召开工作会议，我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我向分会修军先生打听到何正璜先生的新居地址，第二天便立即专门去先生家拜访。那时她已经退休，刚刚搬到省级干部的干休所，离市区比较远，找到她的家费了些周折。因为那时电话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能否见到她，但马上就要回北京，只有这天有时间，即使见不到，也得去一趟。

幸运的很，见到了先生。她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他的家门前，那时她已经72岁了，见了我高兴得像个小孩子那样兴奋。一一问候美协她所熟悉的人。我说，来西安开会的都是各部室的负责人，老卢已经退休了，王天荣没有来，来的人您虽然知道，但大都没有和我们这样的密切接触过的。有些新的干部您也不认识。

当时家里只有她和王子云先生在。何正璜先生把王子云先生叫了出来，给我作了介绍，王先生未多说话，寒暄了几句便又回自己的书房继续写作去了。那时王先生正在撰写《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王先生生于1897年，已经是89岁高龄，头脑异常清晰，依然在抢时间做学问，让我深为感动。其实我见过王先生一面，是在1985年5月，在山东济南开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时，王子云作为特邀代表到会，88岁的老先生为了不耽误会议，竟然一个人提前就到了会议的驻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刚刚到会，大家对他的认真态度十分感动，恰好我在会务组安排我所负责的简报组的房间，特地和他打了招呼。当然那匆匆的一面之交，他自然不会记得。

我和何正璜先生闲谈中，也特地向她请教我在参观碑林时的几个问题，其中见到存有五经四书的碑刻条石里，凡是“民”，都少最后一笔，便问她是否是唐代李世民时期的工程。她说，那是当时全国的标准版本，凡是各地印刷五经四书都要以此校对准确才能刊行。我在博物馆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问过这个问题，说明你看得很仔细。我说，也许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别的人不存在这样的疑问吧。她向我作了解释。

后来何正璜先生的声名日隆，被安排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到北京来开会，有一次特地打电话给我，说原本要和我见见面，因为家中有事，会议开完要立即回西安，只好等下一次来京再见面了。我也觉得何先生已经将近八旬，不便在她休息的时候打搅，遵从她的意见没有专门去拜会她。

1993年6月，我收到她寄给我的《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一书。她在书的书名页中写道：

悦浦先生：

王子云新著现已出版赠您一册以作纪念

何正璜 93.5.21

这本书大致是在1989年底写完，在书发稿之后，王子云先生于1990年8月辞世，享年93岁。1992年8月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王子云先生的封笔之作。让人惊叹的是王先生在90多岁的高龄时还为我们留下一部学术著作，也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奇迹。

何先生在寄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想着我在1986年时到她家看到王先生写作这本书的情景吧。而王先生的过世在她的心中也一定有说不尽的忧伤。

王子云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应当由美术考古的专家们作出判定，我没有到过几个国家，虽然也到了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几个国家，也是蜻蜓点水，加上对外国美术史知之甚少，无法对书中所言印证，只是觉得读来有新鲜感。书中前面有他的学生刘开渠、王朝闻、艾青、李浴等写的题词、诗赞等。书后有诸多的附图照片。

王子云和何正璜两位先生为中国的美术考古贡献了一生。而且一生都是在默默地做学问，从不在社会上张扬自己，这样的品德，为新一代的美术学子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