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陆羽《茶经》之“邢不如越”辩

唐代邢窑瓷器不仅在我国陶瓷史上，就是在中国美术史、隋唐断代史，甚至在中国通史中也占有光辉的篇章。邢窑制瓷艺术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邢窑窑址到底在哪里？邢瓷的面貌究竟如何？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扑朔迷离、悬而未决之谜。因而对邢窑址的寻访和勘查，向来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去岁仲秋，河北省临城县第二轻工业局的同志们，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王舒冰同志和叶喆民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通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找到唐代邢窑确切的烧瓷窑址。今年4月下旬，笔者应邀赴临城参加“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蒙会议组织者安排现场的参观，使与会者饱览了分布于汦河两岸窑址的现场①。唐代邢窑瓷器的面貌现已昭然若揭了。

瓷器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发明，青瓷则是中国瓷器的鼻祖。自3000年以前商代出现原始青瓷后，在我国的陶瓷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各种不同浓度的青瓷独据瓷坛。直到北朝白瓷的出现和不断提高，我国古代的制瓷艺术才分为青釉和白釉两个瓷系、它们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在制瓷工艺领域中开拓了新的纪元。从北朝到李唐王朝，在历史长河中，虽仅经历极为短暂的岁月，然而白瓷的烧造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文献和窑址调查的材料来看，当时白瓷烧制的地区相当广泛，窑址遍及南北各地。河北的邢州、曲阳，河南的密县、巩县、汤阴、辉县、郏县、登封，山西的浑源，陕西的铜川，安徽的肖县，江西的景德镇，四川的大邑以及广州等地都有白瓷的生产。就上述各地窑场出土的实物或残片，表明那时所生产的白瓷，胎质坚致细密、釉色洁白纯正。因而，唐代的白瓷工艺已完全自成一个体系，在我国陶瓷史上与青瓷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唐代白瓷系统中，以邢州烧造的产品最负盛名。邢窑瓷器在历史上和浙江越州产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邢瓷与越瓷它们的釉色为一白一青；在地域分布上乃一北一南。两者交相辉映，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上的两大主流。作为青白两色的瓷器，邢窑与越窑在当时是并贡于朝的，“邢州钜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磁器”②。入过贡，在封建社会里则是非同小可，因而邢窑的白瓷和越窑的青瓷能见于不少文人的诗、文和笔记之中。在当时它们就受到各式各样的称颂和赞美，人们往往把两者等同地相提并论。然而对于邢窑白瓷唯有陆羽在他著的《茶经》里提出：“邢不如越”的观点，这种褒越贬邢之说，其后长期以来曾左右和影响着一些人对邢窑瓷器的看法。现在面对从窑址中出土的言之有据的实物资料，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澄清千年来这种偏颇之见。

对于两种不同的瓷器，品评其高下、优劣，单单从烧造工艺角度，特别是在现代科学的条件下，通过化学分析和物理的鉴定，比较容易鉴别质量上的差异。然而，作为日用工艺美术品的瓷器，它既是物质的产品、又是精神产品，除了以其物质实体满足使用者需要以外，它还有另一重社会功能：即以其造型、装饰和釉色诸方面满足人们精神上的享受。因而，比较两种不同的瓷器，只有从多方面来衡量，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看法。被人誉为“茶圣”的陆羽，他在比较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③从临城县汦河两岸窑址中出土的大量瓷片，证实当年邢窑确系生产如陆羽在《茶经》中所比喻的“类银”、“类雪”两种不同色度的产品。内中数量居多的是色白而略发青灰色，即陆羽所谓类银的残片。除此，在祁村、双井的窑址中出土为数甚少的胎体坚致细薄、釉色洁白匀净的瓷片，这些标本堪当陆羽所谓类雪的美誉，其胎、釉的白度几乎可媲美于近代的白瓷而无逊色。由此可见邢窑生产的白瓷有精粗之别，细则能供御用，文献中邢瓷进贡之说，如今见到这些釉色洁白似雪的实物，使人确信无疑。但也不能否认，邢窑白瓷其光泽度并不很大，它不像越窑青瓷那样青翠透澈。因而，陆羽从瓷釉的色泽透明与否，认为类银、类雪的邢窑白瓷不如类玉、类冰的越窑青瓷，这种类比笔者承认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陆羽的着眼点，其比较两窑的根本标准不在一、二点之上，“邢不如越”之三才是他品评优劣的主要依据。陆羽嗜茶成癖，对于茶的研究他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对用以饮茶的茶具也极为讲究和重视，在当时他见到并使用过全国不少窑场所生产的瓷器。因而，其《茶经》中的论瓷部分，在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上的价值。问题是陆羽在分析不同

产地所烧制的器物时，他却完全从嗜茶人的立场出发，一切按瓷器的釉色与茶色是否相宜作为主要的准则。“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所以他特别欣赏和喜欢越窑青瓷。“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④。在此，我们姑且不谈在上述窑场生产的器物中，茶具仅仅是其中一个品种而已。而陆羽依照瓷器的釉色与茶的颜色是否相谐调来定邢、越两窑产品的优劣，这种抑邢扬越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其实，所谓白瓷和青瓷，仅仅是色相上的差别，白瓷纯洁、清净；青瓷葱翠、恬静，在色彩上它们是无所谓好坏与高下之分的。我们不能随意说这种颜色好，另一种颜色次；这一种颜色不如那一种颜色。人们之所以说这种颜色看起来好看，那种色彩比较悦目，也只是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它与邻近色相宜而言的。按陆羽之论点，越窑青瓷与茶色相宜，因此定为上品。那么，在别的场合它的邻近色、背底色有了更动，周围衬托它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越窑青瓷能否始终与周围的颜色依旧保持谐调，恐怕这一点陆羽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的。再者，对于颜色的感觉总是掺入个人的喜爱和厌恶的感情因素在内，所谓色彩的感情因素往往表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反映也不尽然相同。所以，对于两种不同颜色的物体。是喜欢、还是厌恶，不允许依个人的主观意志强下断语。陆羽片面地从不同釉色的角度，简单地认为“邢不如越”的观点只不过是嗜茶者的一种个人偏爱。陆羽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⑤。这种排斥邢窑，将其产品不入诸州品内的一孔之见更是不足取的。

其实陆羽的“邢不如越”之说，在唐代就没有得到社会上的公认。陆羽自己在《茶经》中曾提到：“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之语，足见当时就有人把邢窑列于越窑之上了。是邢与越，有唐一代，不少人是把它们相提并论。皮日休在他的《茶瓯》诗中这样描绘道：“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⑥在诗人的笔下，邢、越两窑是并重的。皮日休在诗中不偏不倚地将它们制作的精美与轻巧予以等同地称道和赞美。

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载道：“武宗朝，郭道源……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⑦。段安节恐怕不一定懂得瓷器被敲击时发出金属般的铿锵之声，乃是由于胎土细腻、瓷胎结构致密细洁所致。而作者赞美邢、越两窑具有胜似古代青铜乐器——“方响”那样的音响效果，表明在胎土淘练和烧造火侯等工艺技术上，邢窑与越窑是并驾齐驱地向前发展。

如果从纹样装饰上来说，“邢不如越”尚符合一定的客观现实。最近在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中出土的三件越窑彩绘瓷器⑧，其绘画之精工、纹样之巧致，更是邢窑白瓷上所见不到的。但是这种“不如”仅仅显示风格上差异而已，并不能表明艺术水平上高下之别。在这次实地参观之中，可以看到唐代邢窑明显地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汦河两岸窑址中出土的残片，绝大部分是日常使用的碗器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它们表明邢窑面向经济、实用的鲜明倾向。这种偏重于实用的社会功能，决定和形成了它有别于越窑的艺术风格：不以装饰为重，而以造型为长，并以其胎釉洁白为难能可贵。

瓷器在造型艺术中有别于平面绘画，它是通过立体形态形成空间艺术的美感。否则，即使器物的釉色和装饰都很理想，它还是一种不完美的东西。如果造型优美，虽然器物素朴无饰，它仍具有一定的美感。此乃作为实用工艺美术品的瓷器，其付诸使用，造型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装饰、釉色与之相比，则显得是次要的。唐代邢窑瓷器的特色是素朴、极少装饰，它以造型的权衡适当为艺术意匠。其简洁、爽利的器形，虽不像越窑瓷器那样华贵典丽，但独具一种质朴、自然的天趣。邢窑白瓷中的碗类器物，一般都是大口，口为小唇沿、外侈，器作浅腹，腹壁向下、往里收缩成带圈足的玉壁或玉环形的平底。它的口径都大于底径和通高，其基本造型接近一个倒置的梯形。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构成之器物的形象，可谓容量大、重心稳、端用方便，它既符合实用要求，又注意到视觉上的美感。它如壶形器，造型也很简洁、朴素，咀、把、口与壶身的比例都很适当，丝毫没有多余、繁琐的加工，其丰满的器腹与垂直的壶颈，制瓷匠师通过曲直的对比，使器形丰盈而无臃肿之弊。从临城汦河两岸邢窑址中出土的大量资料，笔者认为：邢窑瓷器的造型，线条单纯、洗练，它既不浮夸虚饰，也不矫揉造作，变化转折并不繁复，给人深刻的印象是： 淳朴、凝重。与越窑瓷器比较，实用的趋势大为增强。就风格而言，它变越窑的典丽为质朴、易越窑的华贵为平易。

邢窑瓷器除了符合实用和美观两个基本要素以外，

在制作技术上也比较严格和规矩，一点也不草率、粗疏，失之简陋。从笔者所接触到的数以百计的碗器残片之中，可以判断其实物很少出现夹扁和歪塌的现象。口、底的交待也很清楚利落，器底呈玉壁或玉环状的浅圈足，作得滚圆、周正又光滑。就工艺之精细和规整，不失名窑对产品严格和认真的要求。因而，在制瓷技术上它也不逊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越窑青瓷。

从临城唐代邢窑址以生产大宗的碗类器物这一现象来看，笔者认为与当时饮茶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我国古代饮茶习惯起于南方，“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⑨。从唐人的这段文字中，可知饮茶到开元年间才在北方流行起来。饮茶之风在民间风行，势必对茶具提出大量的社会需要。在唐代由于政府禁止用铜铸造生活用品，而在民间，下层的劳动人民是无力购置金、银、漆器等昂贵的饮茶器皿的。于是，过去人民生活中所用的铜器，就逐渐为陶瓷器所替代。“古无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瓷器”⑩，唐代邢州地区的制瓷匠师，鉴于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利用其本地区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为社会创造了无数高低并存的日用器皿。“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表明唐代邢窑瓷器作为商品生产，在当时其销路是相当广泛的，它所烧制的粗细兼备的白釉茶盏，在李唐王朝统辖的辽阔疆城内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就邢瓷无贵贱为普天下所乐用这一社会效果，则是越窑青瓷所不及的。

写于八一年仲夏

李纪贤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本刊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