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人生 懿德长存——怀念我的凡人父亲

今年六月，是我的父亲仙逝五周年的日子。我的父亲不是名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美术工作者。父亲一生唯一的头衔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职衔。但父亲一生的经历却不寻常。父亲去世后，我总想写点什么，为了父亲，也为了父亲那个时代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普通美术工作者。

我的父亲孟慕颐（原名孟树诚，字承如），191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人家。祖父孟仁甫（字肇元）是清末的一位秀才（图1—图4）。在父亲出生前，祖父任海宁县盐官镇第一所公立学校—“观海小学堂”的堂长。“观海小学堂”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校址在石井南张家祠堂内，属当时县治所在地盐官镇管辖。学堂的办学经费一部分由政府提供，一部分由乡绅们的捐赠。教学内容以《论语》、《孟子》、《千字文》、《神童诗》、《百家姓》为主。辛亥革命后，学堂更名为“海宁县城斜区石井国民小学”，祖父仍旧担任校长。学校开设的课程改成了国语、算术、自然、地理、历史、手工、音乐、图画等。祖父喜欢做诗，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浩堂”，取蓄养浩然之气之寓意。祖父又是一位诗人。民国初年，祖父在海宁诸桥镇与同志数人结有吟社，常作雅集，也会远足到苏杭的名山胜地中去作赋吟诗。祖父与他的连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的杭卓英先生是挚友。祖父时常将诗稿寄往上海卓英先生处，卓英先生总在回信中与祖父和诗。他们之间的诗书往来多反映家乡的风物旧事。可以看出，他们作诗的风格在当时尚属于“新派”。

如祖父在他作的七言绝句《蚕妇吟》中写道：

“首任飞蓬去采桑， 左携巨剪右提筐，

牵衣稚子来相聒， 隔壁人家早饭香。

 

起视蚕筐叶已烯， 挑灯忙乱出柴扉，

阿三莫再酣春睡， 唤尔爹爹快着衣。

 

关门蹑足莫高声， 惟有池塘蛙乱鸣，

老父搬梯儿掇凳， 傍床认熟到三更。

﹡（俗谓捡取丝成之蚕曰认熟）

 

呼姑唤嫂笑嘻嘻， 又是蚕桑纔了时，

一月经营辛且苦， 子规声里听缫丝。”

 

杭卓英即踵祖父七绝原韵和了一首七律《柳絮》：                    

 “糁径穿帘意态狂， 小桥西畔柳初长，

阳关离别悲客易， 斋殿风流乐未央。

汉苑逢春成旧迹， 御沟同叶报多祥，

莫嗟几度飘零苦， 许尔追随入画堂。”

祖父遂将卓英先生诗稿中的其中两句改为“汉苑逢春成胜事， 御沟同叶报嘉祥”。其间，他们之间默契的关系可见一斑。（图5—图7）

辛亥革命时期，祖父为硖石彩灯会创作的诗《赋醒狮亭灯》，其中有“愿祝睡狮及早醒，一吼惊起中华民”之诗句，在当时看来颇具有一些革命的味道。祖父的这首诗今天仍在著名的海宁硖石彩灯会中传颂。

父亲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出生成长的。父亲幼年时在祖父任职的小学校里接受蒙学，后入海宁商科职业学校（后改为海宁县立中学）继续受教育。少年时父亲时常随祖父们去远足，他在江南挺秀的湖光山色中长大，也渐渐锻炼出坚韧、细腻的性格（图8－图9）。父亲后来钟情于美术。课余时间，他常常到钱塘江、富春江两岸去作写生,在实践中体会“师法造化”的重要。他早期的素描和水彩风景写生颇显露出一些大家的风度（图10－图14）。

1936年父亲从海宁县立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他的表哥杭稺英（杭卓英之子）的“稺英画室”里学徒（图15－图16）。“稺英画室”是杭稺英先生于1916年创办的专门承接月份牌、商品包装、商标标识等平面设计业务的画室。画室的设计人员除杭稺英以外，还有金雪尘、李慕白、金梅生等。在后来的《中国美术史》中，他们被称为“月份牌画家”。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以前“稺英画室”是上海最著名的设计机构。除了设计香烟、化妆品、丝织品、食品、药品等商品的包装和广告之外，业务范围甚至还包括设计百货公司的礼券和银行的钞票等。那个年代，“稺英画室”几乎包揽了上海绝大部分工商企业的平面设计业务，甚至香港地区、东南亚地区都向“稺英画室”订约画稿。设计师们的工作非常繁忙。据说一年当中所绘制的“月份牌”和其他设计画稿可达两百多幅。父亲在“稺英画室”接受了早期中国实用美术的教育与实践。同时，父亲还在陈秋草、潘思同创办的“白鹅画会”里接受了早期西洋美术的系统教育。

这一年，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先生从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回国，在上海“法文学会”（今科学会堂）举办了个人美术展览。父亲去参观后十分向往。遂进入张先生所办的“充仁画室”继续接受美术教育（图17）。在“充仁画室”的早期学员中，有当时已有名望的画家吴仲熊、张乃雄（铁婴）、王珲和哈定；有与郎静山齐名的摄影家刘旭沧、简庆福；有在建筑设计上有所建树的吴一清、顾鹏程、顾祥宝、朱亚新等；有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专业、精于鉴赏、后来以旅美鉴赏权威名扬海内外的王季迁；也有素描人物画一流，后来因轻微色盲而改行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陈致通（陈述）；有当时为数不多的女雕塑家应芊芊；有后来成为知名连环画家的费声福等等。在“充仁画室”里，父亲接受到了严格的基础美术训练，打下了素描、水彩画、油画和雕塑等扎实的功底。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的绘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水彩画明显的表现出受张充仁先生的影响（图18—图19）。这一段时间里，父亲白天往返于闸北山西北路的“稺英画室”和卢家湾劳神父路的“充仁画室”之间，晚上他与同居一所的胞兄—当时在中国银行工作的孟树濂（字希周）一起读了许多进步书籍。

“充仁画室”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为国内外赫赫有名的美术家。然而，作为早期学员的父亲却走了一条与他的同学们完全不同的道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许多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人士来到了解放区，苏北一度成为新四军的“文化新村”。当时正值新四军到上海扩军，父亲在时任上海中国银行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孟树濂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与在上海集成印刷厂工作的堂侄孟敏中（字仲良）一起报名，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孟敏中被分配在第一师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的总务组工作；父亲因有美术特长先被分配在第一师第一旅战地服务团的美术组（又称漫画木刻组）作宣传工作，后因表现出色入师部美术组工作（图20）。叔侄二人从此走上了革命和艺术的道路。一师服务团是革命的摇篮之一，这里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上海和江浙的知识青年。父亲在这里结识了阿英、江有生、王麦秆、孟尔顿等进步人士，他们后来都成为国中文艺界的中坚。

服务团美术组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绘画、木刻、漫画等美术作品，向连队指战员和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美术组的工作是丰富多样的：他们绘制的作品有大型的布画、壁报和标语等，也有漫画、连环画和木刻插图等。他们把绘制好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分送给各个部门。为表彰战斗中的英雄人物，美术组会同文艺通讯组去战斗现场采访、速写，然后再将战斗故事编写或编绘成连环画来鼓舞士气。同时美术组还为旅政治部出版的《斗争生活报》、《江潮报》等刊物配报头和插图。布画的作用很大，可以巡回展览，开会的时候还可以用来布置会场。除了日常的创作工作之外，美术组还要为戏剧组、歌咏组的演出搭台、挂幕布等。在靖泰战役中，美术组还被派往前线组织担架队抢救伤员。

由于敌后环境日趋艰苦，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政策。第一师战地服务团于1943年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父亲随大批人马回到上海，孟敏中则转入部队机关继续工作。解放后，孟敏中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和解放军兽医学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成长为一位军级干部。

1949年，父亲与王麦秆、田宇高三人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之聘去贵阳开展美术工作。他们身上不寻常的气宇被时人称为“三剑客”（图21－图22）。他们先去十七军政治部工作，后去五兵团工作。西南之行，他们既要与国民党残部和土匪的骚扰作斗争，同时也领略到苗夷民族的风土人情。父亲用他的老蔡斯相机拍了许多照片，这些战斗经历和苗夷土风的第一手资料后来成为父亲与麦秆先生创作连环画和画片不可多得的素材。“三剑客”分手后父亲回到上海继续他的美术创作；麦秆先生去了天津，后来曾担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宇高先生则与一位心仪的贵州姑娘完婚而留在了贵州，后来曾任贵州省美协副会长。

解放初期的上海百废待新。回到上海的父亲参加了上海文化局领导的年画小组和伟大人像创作小组，并担任组长。同时，他签约了上海画片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等机构。这期间，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绘制了许多巨幅的伟人像，如毛泽东、朱德、列宁、斯大林等（图23）。也创作出版了许多描绘祖国伟大建设和大好河山的绘画作品（图24－图27）。与此同时，父亲与母亲成了家，有了他们的孩子。这个时期是父亲获得了事业和家庭的大收获（图28－图29）。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在上海、北京等地招募了大批的干部支援宁夏。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介绍，经上海市政府批准，父亲作为支宁干部从上海到宁夏工作的。当时，父亲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最小的弟弟只有四个月大，还有几件主要的家具就上路了。回想起来，举家迁徙的场面非常壮观。当时他们是做了多么大的一个选择啊？浩浩荡荡的“支宁大军”们是坐着火车从上海先到了兰州，然后再改乘卡车到达银川。火车进入西北境内后，一些年轻人看到窗外荒漠的景色不由得流下了眼泪。父亲在新成立的宁夏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当时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成员全部来自上海的各个出版社，他们从天堂般的江南来到不毛的西北，其中创业的艰难与生活的辛苦可以想见（图30－图33）。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搞大型泥塑《收租院》。父亲因雕塑的特长借调宁夏展览馆创作《收租院》。在这里，他在“充仁画室”学到的雕塑艺术得到了施展。自此之后，父亲被留在宁夏展览馆作美术创作和设计工作直至退休（图34—图36）。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和全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一样的命运，父亲也在“五七干校”中度过一段不短的时光。那时，领导们纷纷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虽然因没有为官而躲过了一劫，而他响应精兵简政从新四军回到上海的那段历史，却被说成了“脱离革命队伍”、“逃兵”等等，因此而受到冲击。直到1985年，父亲从宁夏展览馆退休几年后，在战友的帮助下，这段历史才得以澄清，父亲的名分也由“退休”改回为“离休”。2005年，父亲最终得到了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他一生中所得到的最高奖赏，可惜那时他因患脑溢血的头脑已不十分清晰了。

记忆中父亲非常热爱生活，年轻时经常远足旅行，大自然的陶冶养成了他博大的胸怀和坚毅的性格。父亲喜欢读书，他的藏书在宁夏小有名气。在我的记忆中，家中时常是高朋满座，上至自治区的领导，下至青年学子。父亲很喜欢把他的藏书拿出来与人分享，他不厌其烦的指导着艺术青年们，是年轻美术工作者德高望重的师长。父亲做事很讲原则，有独立见解，坚韧而自信。他为人爽直正派，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但对同事却十分谦和，对后学更是关爱有加。他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生活中一直严于律己，从不向单位和组织提要求。他从事的美术创作工作，有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很高的艺术造诣。他创作的年画、画片作品在上海、天津、宁夏等地出版发行，曾多次参与创作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级、省级的大型美术展览，多次荣获国家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种奖项。

对待子女，父亲俨然是一位严父，在生活和学习上从不放过子女的一点小错误。由于他的坚持，让我和妹妹们成为“文革”中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以至于在下乡数年后，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第二届大学生。父亲又是一位慈父，他生活非常节俭，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记得家中订有许多报纸和杂志，他将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来购置书籍。在早年生活拮据的条件下，我们的父母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和他们的教育思想把我们都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使我们今天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父亲终其一生是平静寂寞的。他没有某些人的狷急，但不能说他没有是非。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却淡泊名利，没有权利意识。他勤于读书，思想往往能够超越时代，但不为潮流所裹挟。他很早参加了革命，而始终是一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旧友和同仁后来大都作了领导和名人，而他一辈子也没有做过官，出过名。许多人不理解父亲的低调和不事张扬。我认为父亲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艺术家。他一生只追求两样东西：革命与艺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艺术常常不能两全，革命的艺术家总是处在两难之中。这是20世纪许多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面对这两难，父亲表现出他独特的智慧和定力：他追求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不因革命而忽视艺术，不因势力而罔顾道义，不为从众而失却自己。面对这两难，父亲不断在需要与兴趣、服从与自愿之间进行选择与调和。他虚怀但不空洞、内敛而不冷漠。他从不以先锋自居，只是默默的走自己的路，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观念，抵抗各种来自权力的、世俗的压力和诱惑，从而义无反顾的“一意孤行”，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父亲在1999年不幸患脑出血，长期卧床。因医治无效，于2006年6月辞世，享年89岁。父亲的一生，物质生活是清贫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精神是高尚的。他有一位白头到老、同甘共苦的贤妻，他有三位成才的女儿，他有一群敬重他的战友、同事和晚辈，他放心的走了。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们给他写了这样的挽联：

“奉献事业兢兢业业七十年，淡泊人生坦坦荡荡九十载。”

“清清白白做人一生无愧，平平静静仙逝英灵永存。”

仅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孟嗣徽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