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纪行

 

画家闻立鹏

画家的艺术和他的生活道路是分不开的。说实在话，我虽然小时候比较喜欢美术，有执着的追求，但于美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是生活的浪涛把我卷进了艺术的海洋。

40年代，昆明的民主运动、“四烈士”之死和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给我幼小的心灵以剧烈的撞击，使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悲愤的滋味和力量，亲身体会了美丑善恶的界限，懂得了什么叫爱、什么是恨。

怀着一种天真稚气而又朦胧的对真善美的追求，1947年夏天，我随一些大学生们一起投奔解放区。过封锁线的时候，我毫无顾忌地抛弃了许多衣物，却怎么也舍不得一盒心爱的马头牌水彩。没有想到，正是这盒水彩，竟决定我一生的道路，开始了我学习美术的艺术生涯。

那时我还不满十六岁。

从此，我像一个孤独好奇的孩子，沿着乡间的小溪，去追寻艺术的大海。曲曲折折、一路风雨。美好的幻想和希望，逐渐把我引进河流、带入港湾、涉足海滩、终于跃进了汪洋大海。岁月流逝、两鬓斑白。近五十年了，欢欣、苦闷、迷茫、忧郁、激愤……苦辣酸甜都尝遍，我发现这是一片无限辽阔壮丽的汪洋，却也是一片幽深莫测无边的苦海。艺术追求没有尽头，苦海泛舟，并不是每一段航程都伴随着成功、荣誉和掌声。这是一条耗尽心血与生命的寂寞之路。

苦海无边，而在探索创造中实现自我，求其人生的价值，却又其乐无穷。“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以这样的诗句自勉。

第一章:第一声歌唱

油画处女作《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小时候在昆明参加为“四烈士”下葬悲壮的抬棺游行，使我对烈士一词有了的真正概念。父亲牺牲以后，烈士这词汇在我心中更逐渐形成为一种亲切崇高的形象。每次听贝多芬《英雄交响乐》中的葬礼进行曲、听《命运》、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我都被激发起一种悲怆壮丽的情怀而激动不已。青山处处埋忠骨。大江南北，我曾在各式各样的烈士墓碑前流连凭吊，青山与忠骨联系在一起，总有一种自然美与人格美融为一体的豪壮悲烈的感受，总是使我在感情得到净化与升华的同时，情不自禁地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布面油画 240厘米×200厘米 1963年  闻立鹏

 

1956年，我在昆明时期的高班同学罗广斌寄来《红岩》初稿，约我画插图。次年，我赴云南体验生活路过重庆，他又来我住的小旅馆彻夜长谈。一幅幅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画面，在我脑海中涌现。画插图的事后来没有进行，但是这种内心强烈汹涌的感情波涛，迫使我寻找一种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我开始构思独幅画。

1959年，我为革命博物馆创作大幅水墨画《血债》。作为历史画，我原来题名《长夜图》，力图表现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画面保留有铁丝网等刑场的环境，体现黑云压城、疾风劲草的氛围。由于水墨技巧的力不从心，艺术上未能展开，最后的画面不够理想，但却留下了一批人物形象。

1962年，我在毕业创作的构思中画了不少草图。罗工柳先生一眼就看中了在小纸板上以黑红两个色调、用笔杆刻画出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下简称《国际歌》）草图。他建议立即停止其他构思，集中全力发展这一构图。的确，这张小构图说明我已“找到了感觉”，找到了打开主题的钥匙，找到了基本的motif（主题），找到了恰当的艺术语言。

小构图的灵感来自黄山的写生、来自敦煌的临摹考察。

 

大地的女儿  布面油画 120厘米×140厘米 1979年  闻立鹏

 

1962年夏天，我曾在黄山住了一个月，原是为了搜集风景画创作的素材。山上山下、风里雾里、我到处观察写生。黄山西海群峰雄伟壮丽的景色使我领略了壮美与崇高的境界；而走到立马峰下，那巨大石块背衬天空所形成的景象气势逼人，极其宏伟、庄严，给人的视觉感受是永恒、伟大、崇高。构思《国际歌》时，我把这种感受搬来，把《血债》的构图更加压缩，使几位烈士成“山”字形密集在一起，形成一块巨石挺立的形象。空间极度紧缩，只留有一小片供人想象的虚拟空间。取消了一切情节、环境、道具，集中突出那种气贯长虹的逼人的气势。这七位烈士群体，我是当成一座历尽风霜、斑驳坚硬的石碑来刻画的，把琐碎的形体线条概括为几根刚硬粗犷的垂直线，与地面结合形成清晰的直角，造成稳重、坚毅的感觉。如果说当年作历史画《长夜图》，还是偏重于“图”，具有叙述性，这次的《国际歌》重点是“歌”，强调的是情，是颂歌，是纪念碑。

我努力调动一切造型手段和形式美诸因素来完成这一设想。作为油画，我想摆脱一般绘画的写生再现性质，而把色彩作为一种语言来发挥表情作用。整个画面的黑与土红的基本色调，是来自敦煌北魏壁画的启发。那庄严恢宏悲烈的情调，并非生活场景的如实描写，却是刑场上瞬间的悲壮气氛的真实凝固，是先烈们大彻大悟、崇高的大我精神的升华。在坚如碑石的画面上，大部分是以刮刀完成的。厚重的色块、浓郁的色彩、粗犷的线条、有力的笔触与刀痕、概括并略带夸张的造型，使画面显得古朴厚重，具有金石味，传达给人以坚毅、持重、力量、永恒的感受。这一切造型、色彩与构成方面的经营、人物形象与气质的刻画，都是为了增加作品感人的力量，增加作品内涵的深度。

这幅画的人物造型是在《长夜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我做了大量的资料研究工作，在许多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气质塑造出七个人物，并为他们确定了潜台词作为具体刻画人物形象的感情依据，避免雷同、概念化；同时也保证画面的各种因素、每个声响，都围绕着主题，不是各自为政，而是一种协奏、交响，共同发出悲怆壮美的宏声，共同传达崇高永恒的审美境界。

 

红烛颂  布面油画 70厘米×100厘米 1979年  闻立鹏

 

画面上大块浓重稳定的黑色，与抽象背景耀动斑斓的红色，形成动静强烈反差；身体、土地、天空的虚，与人物头部形象的实，造成虚实的对比，又使画面不因凝重而僵死，而是充满生命抗争的活力。大幅的画面（200厘米×240厘米），集中压缩的构图，使画中人物比真人还大，这一因素，也是为了更强化画面的张力。而画的标题，又选择了代表当时万千观众发自内心真诚信仰的“国际歌”的最后一句，一个带惊叹号的最强音。因此，展览会上，这幅像碑石一样立在观众面前的作品，确实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引起许多观众悲怆壮美的联想，引发了崇敬缅怀先烈之情。那曾经激动得使我流泪的、隐藏在深沉色调里、流露在笔迹刀痕中的内心激情，看来也拨动了不少观众的心弦。

我终于吐出了积淤心中多年的声音，终于摸索着看见了艺术殿堂的大门。

《国际歌》的创作启示我：艺术并不等于逻辑概念的一种图象的翻译或符号，也不是自然的简单摹写。因此，只有画家带着激情作画，才能使形、光、色，点线、面诸造型因素带上感情的色彩，组成有生命的形象。所以，感情的因素，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艺术生命的激素。它刺激和孕育生命，是沟通艺术创造者与欣赏者的桥梁。

我体会到正是我的特殊经历、遭遇所形成的感情、创作欲望，成为我艺术活动的内驱力。

同时，通过这次创作，我更加明确了艺术的真谛在于创造第二自然。我逐渐摆脱绘画的描摹性、习作性而加强了表现意识与创造意识，学会掌握控制画面的能力，终于从对象面前站起来，在画布面前成为主人，成为一个主动的人。这也使我能正确地处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比较主动地对油画艺术语言与形式进行探索追求。

造型艺术中的形光色、点线面等，这是造型艺术的单因子，好像音乐中的音符。各种造型因素的组合、安排与运用，产生节奏与旋律，又因此而产生对称、均衡、对比、调和等等形式规律及运动感、质量感等等艺术的质素。

艺术的外形式，就是这些造型因素按照画家的意志、以一定的规律组成的统一体系。

 

疾风  布面油画  76厘米×140厘米 1979年  闻立鹏 

 

《国际歌》是我进行油画艺术创造的第一次尝试。我深刻体会，艺术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其实是总设计师，集作曲家、歌唱家、指挥家三种职能于一身。他要非常微观地去体验、观察，又要非常宏观地综合概括。他要像“上帝”一样创造，又要像工人一样去刻苦冶炼。而在艺术美的冶炼中，形式的锤炼其实就是绘画语言的锤炼。没有内容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哪怕只表达一丝情绪，一种心态；没有语言的内容也是不存在的，哪怕只是一种观念的传达，一种精神的流露。但是正像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有自身的规律与法则一样，形式本身也有其相对独立性，有其一整套客观规律，熟悉并掌握其规律以进行艺术的创造，正是画家神圣的职责。

 

（未完，全文请查阅《艺术》杂志2016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