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由——古元艺术的内在精神”序
1970年,于北京鼓楼家中创作
最初,我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从事的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画,而是木刻版画。所以,时至今日,我仍对版画艺术,对古元、汪刃烽、李桦等先生们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市手扶拖拉机厂做工人,那时起,我便开始接触木刻版画的创作。古元先生是当时社会上有名的版画家,虽然那时美术界已经普及了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西方艺术家的版画作品,但是我却对古元先生的木刻情有独钟。特别是他创作的《刘志丹和赤卫队》《玉带桥》等作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常常琢磨古元先生刻板时对刀法的运用和对细节的处理,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1970年,厂里出产了第一辆拖拉机,我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幅版画作品——《出厂》。这件作品入选了北京市美展,并刊载于《北京日报》。如今追溯过去,虽然感觉自己这件作品仍有幼稚之处,但是青少年时期的艺术经历以及获得的荣誉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美术系部分同志合影
古元先生出生在广东沿海地区的一个巴拿马归侨之家,自幼便得严谨的家学熏陶。“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世端资退让,厚德载福惟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是古家的祖训,良好的家学祖训也成为古先生一生为人、为师、为艺的道德标准。因为内心对自由的理解和向往,年轻的古元毅然离开家乡,辗转几千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鲁艺美术系学习木刻。古元先生在解放区用木刻真实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部队和敌后民众朴实的战斗与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古元先生以及同时代的那些人,凭借对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的崇高信仰,烽火年代中以木刻为武器,用一幅幅版画去鼓舞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信心。几十年过去,尽管世事变迁,如今当我们再去欣赏古元先生的这些版画作品时,依然会被作品中激昂的情绪所触动,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展览现场
在我看来,古元先生的木刻版画是“横空出世”的,似乎没有什么成长和酝酿的过程,一经面世便是非常成熟的艺术面貌。例如他的第一套版画连环画——《走向自由》,无论题材的选择还是情节的把控,都能在不经意间将观者带入历史的情境中,这就是古元先生版画的艺术魅力。虽然早期的作品仍有欧洲版画的影子,但是他很快便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转换为自己的形式语言和艺术风格。这种巧妙的转换是如此轻松、自然,并没有明显的痕迹。而古元先生对情景性的营造以及人物关系的细节处理,在后来的《离婚诉》《焚烧旧地契》等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非常善于在小尺幅的画面中展现宏大的场景。这种大与小,简与繁,宏观与细微的和谐、统一对于版画家来说是见真功夫的。因为这需要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细致而独特的观察,还要将生活中真实的感受加以提炼和概括,最终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倾诉出来。艺术创作需要艺术家的真情实感,需要赋予作品以时代的精神,唯有如此,作品才会与人有交流,才会产生共鸣,这是艺术最有价值的魅力。而目前的艺术创作所缺失的,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通,是艺术与生活、画家与观众之间的分离。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古元先生的艺术,思考他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去寻求艺术的动人之处,即艺术家所赋予作品的充沛情感以及精神信仰。相信这对于每一位创作者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结婚登记 黑白木刻 12.7厘米×18.3厘米 1940年 古元
逃亡地主归来 黑白木刻 10厘米×14厘米 1942年 古元
哥哥的假期(一) 黑白木刻 9.5厘米×13厘米 1942年 古元
老炊事员的寿辰 黑白木刻 14.5厘米×23.5厘米 1944年 古元
新中国成立后,古元先生的艺术创作也面临转型。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木刻版画饱含了他的革命激情,展现出一位艺术家对普通老百姓的热爱和对民族解放的追求,那么之后的水彩画创作则是他内心寻求艺术自由的一种诗性的表达。我和古元先生有过一些接触和交流,虽然他长期在美术界担任领导工作,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却是一位言语不多、思想睿智的长者。其实他的水彩画就如同他的为人一样,非常的朴实无华。不炫技、不张扬,把自己想说的话和全部感情都倾注到水彩画的创作中,用作品去倾诉、去表达。他对自然有着敏锐的观察,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深情的热爱。所以,理解古元先生的水彩画需要从“情”入手,这样才能探寻到作品中最打动人的本质。
哥哥的假期(二) 黑白木刻 14.3厘米×17.8厘米 1942年 古元
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黑白木刻 37.5厘米×27厘米1943年 古元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还有很多像古元先生一样的版画大家,像李桦、黄新波、力群等,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对革命的赤诚、对自由的信仰。他们克服了抗战时期的种种困难,凭借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巨大的包容与承载,将西方版画进行了本土化的变革,创作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版画作品。他们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创造的是一个时代的经典。
丙申初夏于潜心斋
王明明 北京画院院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套色版画 34厘米×40厘米 1978年 古元
天安门之晨 套色版画 17.8厘米×32厘米 1951年 古元
秋收 套色版画 17厘米×19.5厘米 1947年 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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