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 《中国现代绘画论评》序

在当代中年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家中，水天中是独具一格的。他的沉著、清丽的笔锋，总是能将美术现象的丰富层面剖析出来，并把它们纳入大千世界的恰当位置，使人在领略美术真谛的同时，也得到某种人生的感悟。在标志着80年代美术研究水准的中青年理论家中，不能忽视水天中这个名字。

在当代中年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家中，水天中是独具一格的。他的沉着、清丽的笔锋，总是能将美术现象的丰富层面剖析出来，并把它们纳入大千世界的恰当位置，使人在领略美术真谛的同时，也得到某种人生的感悟。在标志着80年代美术研究水准的中青年理论家中，不能忽视水天中这个名字。水天中1935年出生在一个具有高层次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艺术的熏染。少年时常以作文夺魁，步入青年却选择了绘画。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心理的、深层的，西方文化则使他视野开阔，思想宏达，富于自由意识。50年代，他来到古城西安，就读于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兰州，先后从事绘画创作和画报编辑工作，既画画又写文章。正当他以勤奋追求编织着理想的时候，因“家庭问题”的株连，被“下放”到河西走廊荒凉的戈壁滩上开荒。原始方式的体力劳动、浮夸风、饥饿、浮肿、民风的粗犷和负重忍辱的心理磨难，把这个刚刚迈入社会、活泼开朗的青年改造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了。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有幸活下来，但从外形到性格，都不是过去的我了。”而他思想上的意外收获，是“更了解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

广博的文化素养，深厚的人生经验，对美术现象的透彻理解和清隽的文笔，使水天中的研究成果一开始就具有成熟的个性。没有八股腔，从不板着面孔说教，似乎是信手拈来，却在那行云流水的叙述中吐纳风云，辨识真伪，勾玄探微。他的古代绘画研究从具体画家着手，目光却涵括整个时代的精神疆域，纵横比较，既深宏又精微，并力求有自己的新发现。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李公麟和他的时代》，是迄今我所见论述李公麟和北宋画坛的最精彩之作。他从宋代的文化环境怎样造就了那一代欣赏群和创作群谈起，把李公麟和他的社会文化环境融化在一起分析，寓论于述，勾画历史人物的立体形象。大凡李公麟师友或学生辈著名文化人他都从相关联的角度加以考察。熙宁新政前后尖锐的政治角逐，风流名士们的相互砥砺，宋代都市生活对文化艺术的特殊影响，宗教的世俗化与道学禁欲主义和文人精神生活的关系，都作为李公麟和宋代美术环境加以描述。他从具体而广阔的史实论证中提出迥异于旧说的观点，认为“把宋代绘画看作是理学思想在美术领域的产物……实在是一种误解”。“在某一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包括美学思想），并不能概括那个时期的绘画创作。创造了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家们和创造了中国中世纪道学的道学家们，既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美术家，也不懂得那个时代的美术。那个时代的绘画，是由与这些哲学家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批人创造出来。”他进一步认为，与其说某种哲学思想或宗教观点影响、决定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不如是特定时代的文化气候决定了哲学、宗教和艺术。这种观点贯穿在他的美术史研究中。

1982年以后，水天中专注于现代美术的研究。他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中国画涵意的演变和论争作了深入的调查与审辨，先后写了二十余篇论文和文章，从多种侧面探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绘画走过的道路和历史经验、现状以及面临的选择。《中国画革新论争的回顾》是建国以来第一篇系统论述五十年来中国画各学派间论争的文章，他以翔实的材料对这场延续数十年、被人们淡忘和忽略的历史加以发掘，给予重新评价，为当代中国画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值得反复寻味的精鉴启示。《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作用》考察了中国画的名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探究它对中国画发展的心理影响。《中国画应该有自己的边界》一文曾引起争议，如果仔细读它，会发现作者并无意为中国画的发展划某种框框，他只是试图用系统的方法提出中国画家面临的两种选择与可能——“或者无视中国画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使中国画消融在现代绘画的海洋”；或者接受某种限制而增加中国画“系统自身的稳定性”。边界是任何事物都无法跨越的，作为事物相互区别和自我肯定的范围总有个极限，承认它并不妨碍事物间的相互沟通、交叉和包含，否则人就不能认识与客体对象，甚至无法表达思维自身。人们可以不同意某种划定边界的条件（如材料工具和技巧等），却难以否认“应该有自己的边界”这一命题的实在性。

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考察，他既着眼于整体把握，理出一个纵向的脉络，又着眼于对横断面上的流派、代表人物的分析，从而使自己的描述对象呈现出立体性。《中国油画概述》用不长的篇幅概述了从利玛窦到当代青年美术思潮的漫长历程，把流派、代表人物、主要论争和主要经验都凝缩进去，可谓言简意赅。《中国油画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油画传入中国及其早期的发展》《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油画》等，是从不同层面对油画史的剖析，每一篇都自成整体，如果作为系列读，便可了然中国现代油画的大貌。作者对画史的资料下了相当的功夫，因此运用自如，犹如步入花丛随手采拾一般。历史的回眸总是应着现实的呼唤，因此有“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之论。水天中对油画史的回首，也大多有感于现实，并力图通过具体分析在历史与现实感受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并启动思想的闸门。对于油画发展现状中存在的倾向问题，他从不模棱两可，以貌似辩证的相对主义八面讨好。如对青年美术新潮中观念大于创作的倾向，他就直言批评，说“各种游动的、模糊的哲学命题和理论投影很多，但缺乏与之相应的绘画创作。这种不相称会使本来严肃高深的各种‘理念’、‘精神’，失去它的分量，甚至使崇高流于滑稽。”（《当代油画印象》）这个批评在另一篇文章作了再次阐述，希望画家对自己带有思辨色彩的宣言、解说加以推敲和清理，“否则那些含混的、甚至是矛盾的理念命题会成为新的艺术前进中的多余的负担，犹如寓言中的那只雄鹿，过于发达的角会妨碍它在丛林中的奔跑。”这批评也是劝导，人们不难从那巧妙比喻中体察出他的诚挚和善意。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最能检验一个理论家的素养和水平。因为它集中体现着理论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寓于其中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水天中自己也认为，理论家除了宏观把握思潮、流派及其社会文化根源之外，还需要有对美术风格、品种、作品乃至技巧、韵致的品味鉴赏能力。这一点源自他的切身体会。艺术理念首先来自它的对象……艺术品及它们的内涵与外延，但它们不是都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所谓“言不尽意”，既是因为“言”的可表达力有限，亦是因为“意”本身有无法言表的丰富性与内在性，何况“言”在许多情况下不是表出而恰恰遮蔽了那“意”。理论家唯其以丰富的阅历、广博的修养和敏锐的艺术直觉力，

左起：徐虹、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1997年徐改摄于“南望北顾楼”

对作品加以感受、品味，而后才可能升华为相应的理性概括；一个感受力、品鉴力贫乏的理论家，其批评必定是枯瘦无力的。水天中不是“思辨型”的理论家，也不是“积累型”的史家。他是在思维方式上位于两者之间的史论家。在理性文章中他从不丢弃自己的感受与直觉，在文艺性、感受性较强的文章里他又时时透出理论的机锋。我以为他是当代最善于体察画家作品的隽笔之一。这只要读一下本书中论及古今画家的文章即可知。譬如他析说韦启美对美国画家霍珀的借鉴，一下子就抓住“霍珀式的孤独”与韦启美式的“活力与乐观”之区别（《油画的创新、借鉴和现代生活》），他评价曹达立的作品，由画家怎样在美丽的巴厘岛度过青少年，怎样返国历经磨难，又怎样慢慢生出“对第二故乡和白云的青春的眷念”，然后才进入对《巴厘魂》《小舟》诸作品的分析，指出它们如何具有“‘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的感情色彩”，如何“满载回忆和幻想的小舟”借助于“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他遥远的梦，表现梦幻中的恍惚和明丽”（《曹达立和他的画》）。读着这样的文字，有时竟觉得理论家也驾起了情感与“幻想的小舟”，与画家一起走进明丽的梦境中去了。理论家不是实践家的附庸与说客，理论自身是一种独特的创造和发现，艺术理论家的创造、发现及其对读者的影响，不只靠着理性思维的深刻性，也靠着作为理性思维出发点，浸透着情感与丰富心理内涵的审美直觉。缺乏这种独特的审美直觉力，至少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理论家。

水天中目前正撰写着关于宋代美术的著作，在完成这项写作计划后，他仍将集中于现代绘画的研究。他想写一部关于三中全会之前二十年的美术史专著，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段历史“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重蹈覆辙；而作为一种历史读物，那又是十分有趣的。作为美术史家的研究对象……从事实的丰富性、道义的迫切性和事件的戏剧性等等方面来说，简直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也能有这种“无与伦比”性。

1987年7月6日 于小庄

郎绍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