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纪念张启仁同志诞辰100周年

 

1938年张启仁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留影

今年适逢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新中国美术教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启仁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张启仁同志逝世30周年，我们纪念启仁同志、追思启仁同志，非常的感慨，也非常的感动。

一

启仁同志是我父亲的学生，我自小就认识他，在我幼小的印象里，一眼就能看出他就是文艺作品里描述的典型的革命家。他温和、宽厚、不激烈，然而坚毅、镇定、凝重，在我眼里他高大，却几乎是永远微皱着眉头，很少见到舒展过……

启仁同志是新中国美术队伍里的专业干部和组织者、领导者，他后来对我说，说他是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以后，流亡到北京的穷学生，是我父亲帮助他在华北大学艺术教育科读书，受我父亲的革命思想、教育思想和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在生活上也得到父亲的帮助。

华北大学于1922年6月在北京创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因感触到“国立大学易受政治影响及制度拘束，不易推行新式教育理想与方法”，于是集在京知名共建华北大学，蔡元培任第一任校长、校董会董事长，1930年何鲁丽的父亲何其巩校长，聘王森然创办艺术专修科进行大众文学和艺术理论实践，此时王森然的革命文艺思想在他的《文学新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这部著作中已经得到了系统的体现，他的办学主旨便是在“大文艺”范畴内体现和实践他的文艺主张。

水鸟 中国画 50厘米×55厘米 1981年

张启仁说我父亲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艺术家、也是政治家，他称父亲为恩师。后来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在父亲的帮助下奔赴了延安。他是个拿枪杆子的“真正的革命家”，一般延安过来的文艺干部都来自“鲁艺”，而张启仁来自“抗大”，并且是1938年就到了“抗大”的，他自青年起将一生投入到他心中最“理想”的事业，在长达十几年的战争生涯中，转战于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广袤土地，20世纪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张启仁以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回归了专业岗位。

反右派运动，使中央美院的领导力量损失惨重，反右之后，1958年1月吴作人先生被任命为院长，但吴先生是党外人士，只是作为团结美术力量的旗帜，由部队调来了新的党委书记陈沛，美院的路怎么走？急需补充领导力量。

1963年初以充实专业领导干部的亟需，张启仁在周扬和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张际春的动员下，于1963年3月抵京，张启仁面临到全国文联做党组书记，还是到中央美院做副职的抉择，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地选择了后者，9月到美院，11月接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任命来中央美术学院做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院长。他是肩负美院的教学、行政和外事于一身的领导，谓之名副其实的常务。

我当时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得知启仁叔叔调到北京来，着实兴奋了一番。1963年极“左”大动荡的前夜，在“文革”前“社教”、“四清”那段极端的日子里，对错误政治的不公不平，张启仁给予了正义很多的坚持。

自画像 中国画 45厘米×66厘米 1982年

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回顾一个时代，纪念一位先人，弘扬一种正气——张启仁曾自谦也是坦诚地说：“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61年，中央又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我是这两个文件的忠实执行者，把这两个文件精神作为学校工作的准则。”他的儿子作过人事部职位职称司司长的张北英说“父亲作为一个艺术教育的组织者，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能反毛反江吗？”——张启仁的坦荡胸襟塑造完成了他自身的高大，直至今天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拍摄我父亲的传记纪录片《老教授王森然》，张启仁任影片顾问，他对中央新影的导演木铁说：文化、艺术领域的极左是不能避免的，是首当其冲，既要贯彻当时的方针，又要防左，将左的损失控制在最低点。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没有参加过派性，在整个充斥着派性的年代，我是始终主张大联合的。在文革靠边站的年代，在厨房帮厨、在传达室帮助收发，当时有一种信念，文革总会结束，社会总要正常化，学校总要招生，要为文革结束做准备，随着文革尾声的逼近，坚信经济高潮过后一定会有文艺的高潮支持文艺的存在。中等学校的美术教学是普及，文化宫、文化馆都是普及，美院是高端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扩招。要全面发展，要精英办学，要有人文的高度，要懂得哲学，画家要成为思想家。这是当时张启仁院长的主张。

纪念张启仁院长，也是为了记住在我们国家，在中央美院最困难的时期，张启仁同志带领中央美院走过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保护了美院没有受到更大的破坏，没有受到更大的因为政治运动带来的非文化冲击。

张启仁矜持和坚守，他甚至斤斤计较，他说：学院是什么？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让学生产生创新灵感，来大学学什么？

石榴花 中国画 35厘米×70厘米 1982年

张启仁主持的1963年之前的鲁迅美术学院和1963年以后的中央美术学院，完善和继续了中国“学院派”的教学基础、教学构架，奠定和坚持了中国“学院派”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主张，在共和国新的文艺体制、意识形态下，完成了将民族的和革命意识形态的美术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结合统一，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新中国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新的“学院之魂”。

二

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将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所以在血气方刚的年龄投奔了革命，他是30年代以后的社会和文化精英，要建立理想中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不是为了个人。他要将理想主义与社会变革的结合成为实践，而不是妄想和幻想。

不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对美术事业的领导实践中，他在从四清、社教起严酷的政治运动和让人喘不过气的不停息的阶级斗争的年月，还是在更加惨烈的文革时代，都坚持实事求是，毫不虚伪，坚持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坚持自己的判断立场，所以他固守着自己的坚持；他努力降低和避免将本身就激烈的斗争激化，而一直采取平息事态的态度，反对者、激进者称他为“泥瓦匠”、“和事佬”。　

中国人喜欢说要做“好人”，做好人总不会有错。张启仁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出名的“好人”，30年过去了，才知道“好人”难得，启仁难得。对张启仁是不是能用“好人”泛括的，他说“人必须要作为，作为必须担当，你的位置就是担当的位置，责任就是担当的责任，如果不敢于承担，就从领导岗位上下来，让给敢于担当的人上去做。”

张启仁坚持在非原则问题上往往或尽可能“和稀泥”，对下可谓是“好人”，却不惧上，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人必须有义无反顾的精神和性格，那就是“真诚”，是人性中“真”的本能。真者为“大”，真者，就人性而言永远不会挂在嘴上，却无旁路可寻。反则就是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与人格，没有基本的良知。由于张启仁得到的是广泛的爱戴和尊重，在疯狂“浩劫”中他是很少的没有被完全“打倒”的领导干部，很快就被纳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底；在严酷的极“左”年代，他本能的“护校”，而不是整人，面对极“左”派的所谓“包庇坏人”、“斗争性不强”的无理指责，张启仁静静地回答有理不在声高；他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徐悲鸿的马——你再坚持写实，你的马也是写意的，否则即“马失前蹄”；黄胄多次让张启仁牵走几匹“驴”走，他却诙谐地说你的驴腿什么时候不“别着”了，我就牵。张启仁乐观豁达、谦虚谦逊，说自己不是美术和教育大家，只是具体的工作者——他自己说自己是战争的幸存者、文革的幸运儿。

而后来者焉能比拟，焉能效之的因由——张启仁是从延安过来的第一代领导者和组织者、是生死过来的人，他决不会顾及在“仕途”之上或“拜金”之下自我的生存。

荷花 中国画 55厘米×50厘米

文革以后落实领导干部的住房政策，改造居住条件，他作为学院主要领导协调文化部为吴作人、刘开渠、朱丹解决了住房，又亲自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争取到了江丰和古元的住房，自己的房子从来没有提过，他是个没有自己住房的人，一直都栖居在妻子单位的房子里。他亲自跑电话局为江丰安装电话，而不让工作人员去，他说这样人家会重视、会给面子。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