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至秦汉的石雕艺术（节选）

 

玉雕神人兽面图案 良渚文化 余杭反山

按：旅居美国纽约的著名艺术收藏家、雕塑家陈哲敬先生，积30多年之心力，历尽艰辛，在海外搜集了若干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珍品。在各方朋友的殷切企望与鼎力支持下，他决定从中筛选数十件精品，拍摄精美图片，印成图录出版。此乃弘扬华夏艺术、继承优秀传统、繁荣学术研究之盛事，十分可喜可贺。哲敬先生敦促我写点什么。鉴于此图录所收作品多属北朝至唐宋的石雕作品，为使读者能对我国古代石雕艺术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佛教造像兴盛以前的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本文试就我国史前至秦汉的石雕艺术作扼要介绍，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一、史前的石雕艺术

石块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丰富、最易得的一种硬质材料。从古猿演变成人的时候起，人们就凭借打制石器向自然界展开顽强的斗争，是谓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造型技能和审美观念，也是在漫长的打制石器过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朔县峙峪人（距今约28000年前），制作了钻孔的环状石墨装饰品；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前），制作了钻孔的鸡心形石坠和小石珠。当他们手持尖状雕刻器从事这类佩饰物的制作时，即开始了原始的石雕活动。

我国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至4000年前），石雕艺术尚处在初级阶段，雕刻技巧比较粗率，然而，石雕的种类已经相当丰富，大致上可区分为圆雕、浮雕、透雕及线刻等不同形式；雕刻题材既有写实的人物与动物，也有充满浪漫色彩、综合多种物象于一身的作品；其形体高度从二三厘米至数十厘米不等，尤以十厘米以下的小型作品居多。由于我国先民曾将温润有光泽的美石泛称为玉，许慎《说文解字》亦称石之美者为玉，故而在谈论古代石雕艺术时，自然要旁及少量玉雕。史前的玉石雕刻，绝大部分含有功利目的，与原始宗教信仰（如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密切相关。

牵牛像 西汉 长安常家庄北

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圆雕石刻作品是1984年在黄海之滨的辽宁省东沟县后洼屯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前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雕刻遗物，分人像雕刻与动物雕刻两类，总数将近30件，皆用硬度不高的滑石刻成，高2－6厘米不等（图1）。有一件半身人像，头上披发，深目大口，胸前刻几道仿佛斜领衣纹的阴线，仪态肃穆威严，可能是代表祖先或神祇的偶像。另有一件人鸟合一雕刻品，正面刻画缠发、瞋目、龇牙的人面，背面浮雕鸟纹，不少学者推测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动物雕刻有龙、虎、猪、鱼、蝉等，造型古朴生动，不少作品有穿孔，当属佩饰物，或是巫术活动中用以辟邪禳灾的护身符[1]。另一批圆雕石刻人像，出自河北省滦平县金沟屯附近后台子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年前），大多作蹲踞姿势，高34厘米，眉目清晰，双手附于胸下，双足相连，足端呈圆锥形，便于在土中戳立[2]。据初步分析，这批石刻人像可能代表地母神或丰收女神，用于宗教祭祀活动。

浮雕石刻人面，业已发现四件。其一于1959年出土于四川巫山大溪64号墓，属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溪文化遗物，用质地细腻的黑色火山岩雕成，平面呈椭圆形，高6厘米，厚1厘米，正背两面皆浮雕脸颊丰腴、瞠目张嘴的人面，顶端有两个穿孔（图2）。其他三件分别出自甘肃永昌鸳鸯池马厂类型墓、陕西神木石峁村龙山文化墓、山东滕县冈上村大汶口文化遗址，皆呈瞠目张嘴状，有穿孔，推测皆属原始巫术活动中的护身符。

我国史前玉石雕刻的动物形象，在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中，均有若干重要的发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碧玉龙，高26厘米，龙身卷曲呈“C”字形，伸吻闭嘴，大眼长鬣，形态矫健，通体光润，显示了5000多年前我国北方地区卓越的玉石雕刻工艺；龙脊上有一穿孔，可悬挂，当是图腾形象，为探讨龙图腾的分布地域及华夏部族形成的历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在辽宁西部的喀左、建平、凌源、阜新等县，则出土红山文化的龙形玦、龙首璜、玉鸟、玉龟、绿松石鱼形佩等圆雕或平雕作品[3]。

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圆雕加线刻的土黄色小石猪，大小将近一巴掌，形体扁薄，作短吻、耸肩、大腹、细矮腿的造型，猪身保留粗糙的原石面，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4]。

玉石雕刻中的线刻技巧，在辽宁东沟后洼屯遗址出土的一件鱼纹石网坠上，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文化长方形玉锛，其上端两面皆用流畅的阴线雕刻兽面纹，已具商代饕餮纹之端倪。

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展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雕刻的辉煌成就。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近百件有花纹图案的玉器[5]。在一件射径达17.6厘米、高8.8厘米的琮王（器号M12:98）和一件玉钺（器号M12:100）的器身上，均以浅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技法，雕刻着神人与兽面相结合的“神徽”图案（图3），神人头戴羽冠，脸面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瞋目宽鼻，龇牙咧嘴，状貌颇威武，做双手叉腰、屈腿蹲踞状，双脚皆为三趾的鸟爪形；神人的胸腹部位，雕刻着目若铜铃、嘴生獠牙的兽面纹，使神人益发威严。反山还出土两件片状玉冠饰，用透雕加阴线的雕刻技法，刻出头戴羽冠、手舞足蹈的神人，或在冠饰中央刻一个神人，或在冠饰两侧刻左右对称的两个神人，其雕琢之精良，构图之巧妙，堪称鬼斧神工。在距今约48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期，具有如此卓越的雕刻技艺，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难怪过去流散海外被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及明利波利斯美术学院收藏的这种良渚文化神徽纹玉冠饰，均被误认为西周时代遗物[6]。此外，反山墓地还出土玉鸟、玉蝉、玉鱼、玉龟等带穿孔的缀饰，色泽晶莹，形象洗练，亦属罕见的玉雕佳作。

二、夏商周的石雕艺术

与《史记》夏代纪年大致相当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曾出土雕琢着兽面纹的柄形玉饰，还有用绿松石镶嵌成兽面纹的铜饰牌，其工艺水平颇为精致[7]；同属二里头文化的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曾发现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这些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代的石雕艺术继续进展的概貌。

商代是石雕艺术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商代的都邑设有专门的玉石作坊。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出土的圆雕石刻人像，至少已有六件。形体最大的是小屯大连坑出土的那件抱腿而坐的半截石雕人像，残高20.5厘米，胸部以上残缺，身着云雷纹衣服，后背有槽[8]。另两件残缺头部的大理石跽坐人像，出自侯家庄大墓，其一身着云雷纹衣裙，腰束带，双手抚膝，足穿尖鞋，残高12.65厘米；其二作双手抱膝状，胫上不见衣纹，胫下似着裹腿，残高8.55厘米[9]。

形象完整的商代石雕人像共三件。其一传出安阳四盘磨（图4），做仰面箕踞状，头戴圆箍帽，身着云雷纹衣服，高14.5厘米，神态倨傲，其身份可能是商代王室贵族 [10]。其二出自小屯妇好墓（图5），石色发白，整体做双手抚膝、低头跽坐状，高9.5厘米，头顶辫发，外罩圆箍帽，前额突出，脸型瘦长，高额尖颏，粗眉大眼，蒜头鼻，微张嘴，身上无衣纹，腹下悬长条形蔽体，其神情于拘谨惶恐中含着极度的愤懑，其身份可能是男奴隶 [11]。其三亦出自妇好墓，系用绿色孔雀石雕成，高4厘米，做双手抚膝跽坐状，脑后有半圆形发饰及下垂之发髻，脸形椭圆，身上无衣纹，前额剥蚀，眉眼不清晰，其身份可能是女奴隶。

殷墟出土的石雕动物，首推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1001号大墓时发现的一批，计有石虎座、石鸮座、石小立鸮、石鸟嘴兽、石卧牛、石双鸟面、石饕餮面、石兽首、石对尾双伏兽、石伏鸮、石蛙等[12]。这批石雕动物皆用大理石雕成。其中，石虎座（图6）呈蹲踞状，高37.1厘米，头似猛虎，坐姿像人；周身布满线刻的卷云纹及刀形纹，格调威严神秘。石鸮座（图7）呈肃立状，高33.6厘米。造型主要取象于猛禽枭鸟，而硕壮有力的双足又似猛兽，头顶有卷曲的冠饰，头背部位雕饰鳞状羽纹，胸前刻鸟面纹，翼腿部位刻龙蛇纹。石虎座和石鸮座的脊背均凿刻着一条深槽，用以嵌插木柱，有人推测为“附于墓中木室建筑的装饰品”[13]；有人则推测“石虎……是钟虡的座子，石枭则为磬虡的趺座”[14]；笔者赞同后者。石小立鸮（图8）高15.7厘米，雕工最为精致，格调较为轻松活泼。石鸟嘴兽（图9）高17.3厘米，形象含鸟嘴、熊首、人身三种特征，神话色彩颇浓厚。

石雕骑马俑 东汉光和五年（182） 望都二号墓

殷墟的另一批石雕动物，出自小屯妇好墓，计有石卧牛、石熊、石虎、石鸬鹚座、石怪鸟、石鸟、石蝉、石龟等15件。其中，以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圆雕“司辛”石牛（图10），高14厘米，长25厘米，不仅形体大于侯家庄出土者，形象也更为完整，整体呈昂首伏卧状，脊、尾雕节状纹，身上雕卷云纹，据牛下颌所刻“司辛”铭文，并结合其出土位置，发掘者推测“此石牛有可能是武丁为妇好所作”的祭祀品[15]。

殷墟零星出土的石雕动物，有圆雕小石象、夔凤饰件等。1950年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充分显示商代后期线刻技巧之熟练。

综观商代的石雕艺术，具有造型简洁、讲究对称、结构紧凑、体积感强等特点；圆雕、浮雕通常与线刻紧密结合；若干装饰纹样主要体现时代习尚，而与特定对象无必然联系；风格庄重威严，富有神秘色彩。在世界雕刻艺术宝库中，商代雕刻可谓独树一帜。

西周与东周的石雕艺术，由于迄今发现实物极少，成为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最薄弱的环节。笔者所见唯一的西周石雕，是1984年四川省成都市方池街出土的一件跪坐石人，高约50厘米，头发向左右分披，脸型瘦削，五官不甚清晰，眼窝深陷，下巴较尖，躯体左侧自肩至腿已风化残损，整体做屈膝跪坐状，右臂曲肘贴背，前胸平缓，身上无衣纹，从其形貌姿态判断，可能是一位遭受捆缚体罚的男奴隶。结合河南洛阳东郊及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神态悲愤的玉雕奴隶或家臣形象，不难看出西周时代的社会阶级关系。

我国自春秋晚期进入铁器时代。战国时期，冶炼钢铁技术有了显著进步，为雕造大型石刻创造有利条件。从《韩非子·说林》所载桓赫论述“刻削之道”的经验来看，当时的人像雕刻已突破用线刻表现五官的传统方法，使得雕像的立体感有所增强。

据《三辅旧事》记载，秦昭王时（前306－前251），修建了咸阳城南跨越渭河的横桥（亦称横长桥、渭桥），在横桥北端，曾雕刻一尊忖留神石像，以作建筑装饰。又据传说：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在建造都江堰过程中，曾雕刻一件石犀牛，作为镇水压胜之物；杜甫咏岷江石犀牛诗则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压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这两项大型石雕今已不存，但是，从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今存北京故宫的秦国刻铭石鼓，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陵区发现的“守丘刻石”及浮雕蟠螭纹的石刻饰板上[16]，不难想见战国石雕的宏伟精致面貌。此外，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的一对石雕卧牛（图11），牛头扭向一侧，四肢亦蜷向一侧，整体做卧地打滚状，其动态与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著名错银铜卧牛相仿，标志着战国石雕突破了商周时期那种静止对称的造型模式，神秘色彩减弱，形象更为活泼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