撷微发宏，开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新篇——论汤池教授的学术贡献

2013年11月，在家中客厅与范迪安合影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与繁荣，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美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传承有序，自成体系，她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可视可鉴的文化与文明信史。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展开，大量具有美术特征和价值的实物出土面世，使中国美术的起源得以不断向前溯推，令人看到愈发明亮的曙光，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和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史家汤池先生的学术研究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展开，近期，由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轨迹——中国美术考古研究》一书，收入了他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事美术考古、美术史研究及教学所撰写的学术论文近50篇，清晰地展现一个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序列，透溢出他治学生涯的历史意识、学术抱负和研究方法，彰显出他为中国美术史的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

汤池先生于1961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从此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美术史系的专业建设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发展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成立于1957年，作为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中的第一个美术史系，承担着完善学科建设与培养专业人才的历史性任务。与欧美许多国家的美术史专业设在综合大学里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美术史专业设在美术学院，条件可谓有优长亦有不足，优长方面是美术史及美术理论的研究与具体的美术创作实践相邻相近，有助于史论与实践相结合，既使史论研究的成果作用于整个美术教育与创作，又使史论研究侧重于美术历史本体的建设，但不足之处是美术史研究与教学缺乏人文学科的环境支撑，因此，摆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学术建设上要把美术史研究与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使美术史研究及时吸收人文科学的成果，并成为人文科学发展的组成部分。汤池先生于1980年代初开始担任美术史系副主任并主管教学工作，和当时的系领导班子成员一起，积极地拓展了美术史研究与人文学科的关联，他以考古专业的学术背景进入美术史系研究和教学组织，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课题是艰巨的，既需要在治史观念上匡正长期受极“左”意识形态例如“阶级斗争论”干扰影响的弊端，恢复唯物史观的正确路向，建构科学的治史方法，更需要以新的视野发掘史料，梳理文献，扩充史实，丰富美术史不同阶段的内容构成。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美术史尤其是上古美术史在史料史实的单薄和叙事方面的陈旧，更是亟需改变的现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的大量新发现，在研究对象上为重新审视和充实中国古代美术史提供了新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机遇期待新的治史学人，汤池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特定时期，以坚定的学术抱负和自觉的时代意识投身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为中国古代美术史洞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形成了他丰厚的学术成果。

纵观汤池先生的研究视野，可以发现他对 “再现”和“构建”中国古代美术史有一番整体的思考，通过具体的课题上进行分类研究，形成了由点及面、撷微发宏的学术特色。他从新石器的彩陶入手，到早期雕塑，再到先秦的漆画、帛书，进而秦汉的雕塑和两汉以降的墓室壁画，在时间序列上依次展开，按照美术题材类别分别深研。从1979年发表的《谈舞蹈彩陶盆纹饰》一文开始，他就密切关注考古新发现的图像资料，将其导入古代美术史研究的框架之中，不断地建立起不同美术图像之间的联系；他注重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方志学等领域的研究动态，但始终以图像为本体，进行多维度的阐释，为原本孤立的考古发现资料找到历史文化的佐证，集中阐释了“美术”的价值；他以考古专业的敏感及时关注考古的新发现，在考古讯息和报告中发现和提取属于“美术”的蛛丝马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使一批原本在考古文物范畴的“作品”进入美术历史的叙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构成。

汤池先生长期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秦汉雕塑，从秦汉兵马俑到汉长安昆明池，从两汉各地的墓葬遗址到类似连云港孔望山的雕塑遗存，他探访了秦汉时期大型雕塑的发生地和安放现场，以收集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从帝国纪念性雕塑、皇家建筑雕塑、帝王陵墓雕塑、民间散布的雕塑等方面汇集文献和实例，梳理出秦汉雕塑的历史脉络与类别特征，再现出一部与秦汉帝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文化气象相对应的雕塑艺术篇章。他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咸阳宫上的“钟鐻金人”和阿房殿前的“金狄”都是当时大型的雕塑，也指出除了阵势浩大的秦兵马俑之外，大型雕塑的传统还延至汉代，从长安城昆明池畔的牵牛织女像、霍去病墓石刻到中原、岭南、西南各地的雕塑，都在形制、内涵、塑造风格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汤池先生对秦汉雕塑的研究，将我们的视野引向与古罗马雕塑遥相对望的中国雕塑盛期，他称之为中国雕塑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秦及西汉时期的雕塑艺术》、《西汉陵墓雕塑艺术概述》等论文中，他重绘了中国古代雕塑史的一段宏伟景象，尤其在论述中指出秦汉大型纪念性雕塑的作用与意义，让人怀想当年帝国昌盛时期遍布天下的公共艺术景象。

古代墓室壁画是汤池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为了这个学术专题，他遍访了各地的古代墓葬壁画遗存，许多情况下，他一听到有新的墓室壁画发现，就立即出发，不顾周折，以美术史家的身份第一时间到达考古现场，并多次组织画家配合考古机构进行研究性临摹，例如河北磁县的东魏墓壁画、山西太原的北齐娄叡墓壁画、河南永城芒山的西汉墓壁画、山东临朐的北齐墓壁画等。正是通过亲临现场的研究和细观临摹的感悟，他在中国古代墓室壁画的研究上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墓室壁画的题材内容、主题思想、位置分布、绘画风格、绘画材料乃至当今的保护方法等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这方面用力之深、著述之丰，堪称中国古代墓室壁画研究的代表性专家。几年前，他参与组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承担了主要的编辑工作，花大力气分门别类，对中国古代墓室壁画做出了迄今最为整体的记载与分析。他在墓室壁画的研究中，不仅忠实于史实，力求以文献史料印证壁画内容和地域特征，而且从图象的分布、造型的特征等视觉形式角度比照前后关系，展开分析。最重要的是，他将考古发现的壁画资料导入美术史领域，这就实实在在地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增添了可观可赏、可教可学、可深化研究的内容。在他的编排和论述下，中国古代壁画的光彩从历史时间的帷幕中顿然闪亮，直扑今人眼前，让人看到中国古代壁画极为辉煌、丰富、生动和精美的创造。

1993年6月，在集安禹山考察高句丽古迹

汤池先生的治学精神一向十分严谨，阐发见解总是言之有据，他在研究中首先注重传统文献史料与考古新发现图像的相互印证，以此来破解图像的意蕴，包括对图像可能的命名。中国古代典籍一方面卷帙浩繁，需要披沙拣金，勾沉检点，另一方面零星分散，需要分类集合，联系比照，在古文和今像之间形成关联。汤池先生在新发现的图像面前，把握了由年代、时代、地域等构成的基本文化特征，注重文献对形象的描述，从而建立起二者的联系。此外，他十分独特地将考古学上的“类型学”方法与美术学研究中的“图像学”方法结合起来，西方美术史家潘诺夫斯基创立了“图像学”方法，追溯同一图像母题的最初含义和分析图像嬗变与传播的成因，对于未留记创作者姓名的“作品”，以此法构成图像志并寻根溯源，颇见成效。汤池先生吸收了“图像学”方法，同时以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对图像进行类别分析，同时以“文化学”方法进行阐释。例如《曾侯乙墓漆画初探》、《孔望山造像的汉画风格》、《宣化辽墓壁画的若干地域特色》等论文，都广征博引，据证旁考，层层缕析，及时地破解了考古界与美术界共同关注的难题，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空白，并为相关学科领域提供了学术启发。

汤池先生最信奉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治学精神，也将此贯穿于他的教学。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历史，注重通过新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乎在每一轮新学期的授课时，他都会在课件上加上最新获得的图片资料，并讲述他在考古发掘现场的故事。除了课堂教学外，他高度重视作为社会实践的考察教学，每一次都亲手绘制详细的考察路线，安排考察的对象和内容，并且亲自带着学生行路千里，边走边授。他的一项特色教学是要求学生对着博物馆的展品或遗址中的实物作“形象笔记”，勾描成图，标注尺寸，他自己这样坚持记录，也要求学生一丝不苟。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们“精读”了“原作”，真正“看”进去了作品，体会到了作品的神韵，由此建立起图像的储存库和图像的历史座标。这种教学方法可以称为美术史教学中的“形象记忆教学法”，对于学生们体认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和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丰厚遗存，为学术研究积累起牢靠的图像记忆，是十分有效的，堪称终生受用的“看家”本领。

汤池先生的学术智慧和成果非此短文可以足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为美术考古事业付出的心力让人敬重。他的学术人生扣准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时代任务，他也在简朴而执着的治学生涯中信守着一份高尚的文化理想。笔耕执教之余，他还时作书法，以一手精美的篆书作为抒情表意的载体。他的书写建立在对篆书传统的深刻体认上，显示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向传统致敬的情怀，书写的内容多为他自己感悟至深的诗章与格言，布局结体中显示出端正大方的美学品格，在用笔上尤其体现出深厚的功力，金勾铁划，笔道遒劲，线条行转间既有流畅的韵律，又体现出典雅的内涵，全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人文情怀的流露。以文见人，以书见性，汤池先生的著述与书法，合成了他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境界。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