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者寿——浅析薄松年先生的美术史教研成就

 

今年八十二岁高龄的薄松年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他从事美术史教学已快六十年了，听过他授课的学生何止千万，用过其教材的学子更有数十万之众！在美术史如此普及的今天、在民间美术深受呵护的今天、在一大批知名学者走向国际讲坛的今天、在许多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今天，其中都有薄松年先生的一份份辛劳。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可谓平淡见真、恒久出新，这源自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

一、坎坷而平淡的教学生涯

薄松年于1932年出生于河北保定，幼年孤贫。其父离家到河南安阳做职员，抗战初期失踪，很可能亡于战乱。薄松年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他在保定读完小学、初中，1950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他在保定师范学校期间，对其思想性格影响最大的是美术老师范学礼先生（1914—1985年），范先生抗战前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为汪慎生弟子，他长于多个画种、画科，尤擅画花鸟，曾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作巨幅松鹤。其节气高迈、个性刚强，沦陷期间，他毅然离京隐居故里满城县山村，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在保师任教。范先生教学认真，对学生热情负责，处世上安贫乐道，建国后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从不随波逐流，坚持真理，以至于当时传出“范学礼，认死理”的俗语。对薄松年学业基础影响最大的也是范学礼先生，有关绘画基础、古代的画理、画法和画史等启蒙知识，皆一一传授给了薄松年。薄松年毕业后赴河北雄县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在雄县文化馆从事农村文化工作，并开始在北京《新民报》发表绘画和文章作品。两年的基层农村工作，使他进一步增强对人民群众及民间文化的感情。

1952年，薄先生作为调干生到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这个期间他倾心于系统地学习中国美术史，终于有幸遇上了业师王逊教授。王逊先生（1915—1969）是新中国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早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著名美学家邓以蛰的高足，抗战期间供职于西南联大，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王逊受聘为设计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教授，讲授美学艺术史课程，建国后被清华大学哲学系及营建系聘请为副教授、教授，开设艺术史方面课程，并到中央美术学院兼课，1952年，徐悲鸿院长将王逊教授从清华大学正式调入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他主持筹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1955年，薄先生毕业后，担任王逊先生的助教工作，经过王逊先生的引见，薄先生从启功、徐邦达等老先生那里又汲取了许多学术养料，他随王逊先生到故宫博物院观看启功、徐邦达等先生如何鉴定、研究书画；他从王逊、启功那里看到了高尚的师德和情操。薄先生全面承接了王逊先生编写美术史教科书、宋元绘画研究、民间美术调查三个方面的学术衣钵。当时薄先生除了协助王逊先生课堂教学以外，还专门辅导来自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如捷克留学生海兹拉尔与薄先生同居一室，每晚为其辅导美术史及古代画论，并协助其搜集了不少民间美术作品，现今海兹拉尔已是捷克赫赫有名的汉学家和美术史家。1957年，薄先生独立开设公共课，1961年开始独立给美术史系的学生上专业课。不幸的是，正当薄松年需要王逊先生的进一步指授时，王逊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往图书馆“改造”，1960年美术史系恢复招生，因工作需要王逊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投入教学，并担负起编写教材的任务。只是不久“社教”风起继而开始了十年动乱，他的身心又遭受到迫害，终于在1969年含冤病逝。因此，薄先生虽遇到良师却在相当时期内失去指导受益的机会而终身引为遗憾。

薄松年先生经历了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教学历程，还从事过班主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代理副系主任等教学管理工作，相继在黑板和屏幕上耕耘了近六十年，然而，他在讲师的岗位上竟干了近三十年，他并没有因公正待遇的姗姗来迟而耽误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曾先后在国内外一些大学授业、解惑，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薄先生给一大批业余大学的学生们送去了艺术史的甘霖，又通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传播和几种版本的的中国美术史教科书的广播，受益者成几何数增长！在八十年代，他又给一批来自欧美日的美术史专业的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就有现在纽约大学执教的乔纳森等。薄先生在1992年退休后，发现美院的一批绘画专业的外国留学生缺乏中国美术史的知识，为此，他应外办的要求为这些洋学生们开课补缺，这一口气就讲了十届、十年！1990年薄先生应邀去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作访问学者，与该校姜士彬教授共同主持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项目，并在该校讲授部分美术史课，深受欢迎。也在那时他与美国东部华人的艺术社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博物馆和古建遗址为一大批退休的华裔教授、医生和工程师讲授中国美术史，使他们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深与博大。薄先生虽早已退休，但他的业务活动却永无停息的时刻，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贡献，一生只是做了“教书匠”的工作，至今还深感业务上的欠缺和不足，每天还在读书学习。他至今以八十多的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地活跃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坛上，还常常与演讲者展开精彩的论辩，其严谨的学风和填补空白性的观点赢得了海内外和国际学界的尊重和认同。

薄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对民间美术展开了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大多没有来得及发表。薄先生大量开展古代美术史课题研究的时间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至今出版主编的教材有四部、发表专著28本，刊载学术论文数十篇，总计发表字数近两百万。他还参与了许多国家级的科研课题和出版项目，如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委工作，并在其下的《中国绘画》任分支主编，1992年、2000年两度参加《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的编簒工作并任编委及顾问，2000年还参加了民间文化的抢救工程，被文化部委任为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也是在200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启动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编写《中国艺术通史》，聘请薄先生为特邀审稿专家，薄先生不辞劳苦将二十卷文稿逐篇认真审阅，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甚至对有的章节亲自动手改定或补写，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受到李希凡院长的敬重。1984年，薄先生荣获文化部及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颁发的年画研究奖，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美术史家。

在薄先生耿直的个性中彰显出坦诚的真率严谨的作风中透着温存的宽厚、诙谐的语言显现出深刻的智慧，先生平素除了喜好传统京剧、为配合教学收藏一些年画、民间玩具和瓷片，此外别无他好。老人家迄今还蜗居于美院在1989年分配的帅府园小三居里，与老师母朱曜老师相濡以沫，一家人过着极为俭朴、宁静的生活。其书房兼会客室的唯一空地就是访客的一把椅子，其余皆为书籍所占，每当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甚至一些素不相识冒然登门求教的青年来客，他也从不拒绝，以互相讨论的态度尽可能回答问题。他的富足与贫寒形成其师德的独特内涵。

 

二、师德至上的教学风范

 

在八十年代，我最早听到美院师生对薄先生的评价是“认真”和“大度”。他最钟爱的是幻灯机、最离不开的是学生。他的学生不分类别、不分国籍，有考进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学生和留学生，也有旁听生，还有在校外兼课时接受的非美术史专业的学生，也有素不相识书信求教的学生，甚至还有不同师们的弟子，他们也登门专师或兼师薄先生，只要他们肯学，薄先生皆一一倾其所有。

薄先生对学生的负责是从招生开始的，这一直坚持到他退休之前。他在招生中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而且不为上、认死理，真正做到言必行，行必果。1960年，二十八岁的薄松年奉命到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招收美术史系的第一批本科生，其中考试成绩最好的是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但此时中央美院突然电告薄先生：北京的招生名额已满，停止在广州的招生计划，立即返京。薄先生认为这名考生成绩突出很有发展前途，从而竭力为其争取，终于争取到录取名额，这位有幸进入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学生就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初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杨新先生，退休后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八十年代初，美术史系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招收进修生，有一位广西考生的成绩过了录取线，但政审材料出了问题，其单位的评语对他是无限上纲，按当时的常理，此考生必定会被剔除。薄先生觉得蹊跷：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哪有如此严重的政治问题？其中一定有内情，他坚持要到考生所在单位进行调查，然后再作决定。经美院领导批准后，薄先生不顾舟车劳顿赶到边陲重镇广西钦州，一了解，原来这位考生平时语言直率，甚至有时冒犯领导，政治上并无大错，在薄先生的公正主持和广西自治区文教办及当地群众的支持下，该考生终于进入了美术史系，如今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史论专业课的教学骨干。

当每一次招生工作进入计分程序时，薄先生都要看一看有无根据国家政策应该加分的考生，防止出现“冤死鬼”，如有的少数民族考生因此而“起死回生”。有的幸运儿至今都未必知道他们的幸运是来自默默无闻的公正之助。

进了美院美术史系做薄松年的学生并不轻松。薄先生在当班主任时的教学是“全天候”的，晚上都要到教室检查学生的晚自习情况及其学习效果。他最强调的是要求学生打好艺术史基础，大量熟记古代画家的史料及有关历史文献，记忆甚至能默画古代名作的构图，这些常常是作为单元测验的基本内容，其严格的程度近乎严酷，也令当时的一些学生苦不堪言，而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才深深感到薄先生的良苦用心，至今乃心存感激之情。薄先生对学生发表的论文更是严格要求，绝不允许在常识问题上出现丁点差错，哪怕是小小的笔误。

薄先生的教人之要。薄先生并非单以输送知识为本，首先是为人之要。他从不标榜人伦道德之说，皆一一践行于日常的生活与著述之中，大到为人处事的态度、中到论文的材料出处、小到穿戴礼数，都十分认真地对待，锤炼出严谨审慎的性格。在他的为人词典里唯有“老实”与“不老实”之别。曾有人嗔怪他教的学生书生气太足，薄先生爽朗一笑：“书生气总比市侩气好吧！”他强调最多的是为人要老实、说话要诚实、业务要扎实、做事要踏实，反对做人投机取巧、做事轻曼随意。他亲手培育的学生，眼下虽乏大德大才之辈，但大多恪尽职守，踏踏实实地奉献在平凡的编辑、文博、高校、研究所等岗位上。

薄先生授课，没有一劳永逸的教案。直到他七八十岁时，已经反复讲过百余次的教学内容，他在晚上都要“过一遍电影”，琢磨改进教学法，有些史料出处，他都要重新核对，以防记忆错位，总想每讲一次课都要与前一次有所不同，要有新材料、新观点……。在八十年代的高校泛起职称热中，曾有好心的教授在会上递给他一张纸条，劝他别在教书上那么下功夫，多给自己留点时间写文章、评教授。薄先生阅后颇不以为然，说上中学时就屡次听到过老师们的教导“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薄先生的教材，没有一劳永逸的版本。在薄先生心里有好几套中国美术史和绘画史的版本，有从讲半天的版本一直到讲半年版的版本，可谓心存各种“无极变速”版。他积极约请同行陈少丰、张同霞、林通雁加盟编写教材，取长补短，他的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教程》、《中国艺术史图录》、他撰写的《中国绘画史》等以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学生的听课需求，而且根据考古新发现和文博界新的鉴定研究成果，不断增补，以求与时俱进。就薄先生撰写的教科书和研究论文而言，没有时髦的宏篇大论，更重要的是，你找不到什么差错，其清晰的章节脉络、严谨和精练的语言，是可以让你放心地去记诵和使用的教科书。

薄先生的教学内容，囊括了完整的美术史。薄先生讲授的内容既有生动的细节，更有总体的把握，每堂课均附有思考题，帮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他为了不使学生“营养不良”，在授课中，给予学生的是各个朝代完整的美术历史，其中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陶瓷、工艺等艺术门类，甚至还扩展到文学、戏曲等相邻艺术，将它们捏合成若干个有机的整体，皆一一娓娓道来。学生们由点及面、又由面及体，打下了坚固的艺术史基础。这也是王逊先生的遗风，当今已经很难有这样全能的师长了。

薄先生的学生，可享受“终身保修”的待遇。当我作为薄先生的研究生毕业时，薄先生对接收单位说可对我实行“保修三年”，即三年中他将对学生负全责，并继续指导和纠错，由于学生不才，直到今年已是第二十四个年头了，保修还没有结束。事实上，薄先生对学生实行的都是“终身保修”，可谓来者不拒，诲人不倦。他的保修项目首先是学生日后的德行，当学生走上社会后，小到对一些事情的处置缺乏理性或智慧，大到对未来事业的发展出现迷茫等，他都及时地给予劝告和引导。不过，他很少给学生以溢美之词，时常会有一些批评和责备，保修就是这样开始的。

薄先生对学生的爱护处处显现在点滴之中。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夜，我在给宣武区红旗业余大学讲课，临下课时，我发现远处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原来是薄先生坐在后面听课，他要悄悄检查我在传授美术史基本知识时有没有错误，这使我又惭愧、又欣慰。甚至我在二十七年前的考研答卷上的错误，今年还被薄先生提及：“那道题你怎么会错成那样？”这是让你不要离开艺术史的基础知识，要你一生都对严谨二字产生敬畏之情！

然而，薄先生并不是要求学生成为背书郎，他一贯反对读死书、抄古人，要求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强调“动手要早”、“脑子要活”，反对在研究中好高骛远和信马由缰。无论是打基础、还是论文写作，他都主张要牢牢抓住重点、照顾一般，不要被枝节缠住而遗弃主干。每当学生在研究中有一丁点新的发现或新的突破，他都给予积极的鼓励和引导，并在材料上提供支持、方法上给予帮助，甚至请更高的名师来指导。1990年，我在毕业论文里，试图运用民族学的方法来破解几件旧作五代胡瓌、李赞华的画作，考订出是金代画家的手笔。薄先生审完后，先肯定我下了功夫，没想到他连夜赶到启功先生家里，请启功先生再审，十多天后，年近八旬的启功先生亲自参加我这个硕士生的答辩会，给予许多鼓励和斧正，这对我今后的学术成长起到了莫大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近年，笔者草拟了拙著《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其结论与张择端表现北宋汴京东角城门内外繁荣的商贸景象等传统观点大相径庭，薄先生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不悦，而是积极地予以引导，帮助我掌握好评判的尺度。

薄先生的师德还来自他对其恩师的精心回报。1987年，薄先生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王逊先生的教材整理出版了《中国美术史》，遗憾的是，其中因编辑的原因，印出后出现了大量的字句和图片的严重错误，薄先生跑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据理力争，最终由该社全部收回已经上架的出版物，他又亲自和出版社一起重新作起编辑工作，甚至插图的选定版式的设计都由他亲自动手，两年后，该书终于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出版。近年来，薄先生又在酝酿出版王逊先生的遗著。他一直遗憾和不能释怀的是：在文革期间，王逊先生的一批手稿被封存在美术史系资料室后竟下落不明，他非常希望这些手稿能重见天日经过整理面世出版。薄先生一直感念老师对他的引导，每谈及王逊、启功及范学礼先生时，总是深切的流露出感铭之情溢于言表。

 

三、填补空白的学术成就

 

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开始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史学科，经过三代学人近百年的学术研究，成就斐然。其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理清了纷乱的艺术史发展脉络；其二是一批填补空白性的新发现；其三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纠错性的重新认知。薄松年的学术贡献主要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已经在他编撰的教科书里充分体现了，第二类可分为两大学术门类，一、他对宋元美术史实和画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与研究，二、他对民间美术的调查与研究。

薄先生的研究特点首先是基于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背景有深入的认识，尤其是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和文化等方面，其特性是熟知历代、重在两宋；其二是对美术文献烂熟于心、运斤成风，他有着扎实深厚的中国艺术史基础和文献功底，其超人之处是他在年轻时就练就了“过目不忘，记诵成章”的功夫，宋代数百位画家的身世简历和历史细节朗朗在口，信手拈来，尤其是画史名篇和宋元画论，皆能脱口而出，成篇背诵，显现出雄厚的“北学”之功；其三是掌握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并将它们的流变有机地联系成若干个整体；其四是积极采用社会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这主要体现他研究民间美术的工作中。他治学严谨，首先强调所言之物，须无一处常识错误；然后在考证中，应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不作无谓推断。

薄先生的极年之作是他在1957年发表的《〈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及其时代意义——对王叔惠先生〈谈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文的两点商榷》。1953年，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首次展出，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兴趣，评价和介绍的文章不绝于报端，其中也不乏偏颇的认识，针对王叔惠先生断定此图系南宋人为激发痛恨异族侵略、不忘收复中原而作的观点，薄先生以金代张著跋文以及诸多画录为据，确信该图绘于北宋末年，与宋徽宗有着一定的关系；他通过相关的历史文献与《清明上河图》进行比对，对北宋开封的社会经济进行了客观介绍与研究。薄先生在二十五岁时撰写的这篇论文，经过近六十年的研究与发展，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常识性的作用。四十八年后的2005年，薄先生的《关于〈清明上河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风俗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晋崔豹的《古今注》，提出虹桥两头四端的鹤形高竿应该是华表，而不是风向标。该文纠正了明代王绂《书画传习录》中关于张择端是“翰林承旨”、失位后在家绘制《清明上河图》误识。

在古代美术史文献的研究中，薄先生最关注的是郭熙《林泉高致集》，这是北宋郭思根据其父山水画家郭熙平时的言论及手稿辑录整理出来的文稿，为历代反复刊印，历代通行的是《王氏书画苑》等明以后的刊本。据《四库全书》所载宁波天一阁至正八年（1348）的刻本，该集尚有第六编《画记》和政和七年（1117）许光凝跋。1979年，经启功先生的提示和的指导，薄先生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明抄本，并有机会阅读到《四库全书》，发现了《林泉高致集》的尾篇——《画记》，对其进行了校注，内容是关于郭熙的生平及其作在内廷诸殿的装潢盛况和外交用途等，这是长期被遗落的非常重要的美术史文献，薄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读〈林泉高致·画记〉札记》（与陈少丰合著），薄先生从文献学的角度扩展到深化对《林泉高致集》和郭熙其人其作的研究，还对日本学者铃木敬先生的一些观点进行驳正，又发表了《郭熙父子与林泉高致》一文，这项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薄松年的《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美术活动》，最早深入研究北宋宫廷美术活动和翰林图画院的建制，特别是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绘画及其机构，尤其是将宋徽宗的道教思想及其活动与他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后来积累成专著《赵佶》，也在国外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应。

薄先生对北宋燕文贵及“燕家景”的研究，发表了《试论燕家景致》一文，系统地把握了北宋山水画家燕文贵的取景风格和“世俗气”，这是他本人出身于“江海微贱”的缘故，“燕家景”的特性是“着力图绘可供人游赏的山水景物。……他的出现又是《清明上河图》的先导。”该文梳理了燕文贵及其门人的画迹，特别是对旧作李成的《茂林远岫图》卷尾向若水的跋文进行考证，通过查出其递藏关系，确信该图的作者是燕文贵。

（未完）

2014年1月写于德胜门外新明胡同

余辉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