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画家村研究（一）——以图像为证

圆明园画家在北大画展上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圆明园画家村的故事也渐渐被人演绎为一种历史的传奇，它的消失也快二十年了，唯有一些记录在胶片上的影像，还让人觉得仿佛还在昨天而历历在目。也许传奇都有演绎的成分，只有影像有其更多的真实性。笔者就常常耳闻到有关话题的不少道听途说，觉得十分可笑。有关圆明园的故事确实需要一些详实而可靠的文本。因为真实可靠的文本，才能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给未来以真切的启示。这也是我们要开始进行圆明园画家村研究的意义所在。

圆明园画家村树林画展

我是于1992年5月16日第一次走进圆明园画家村的。早在那年年初，我就听说圆明园一带有一些自由画家居住，但具体情况不了解，不久在中央美术学院门前看到一则广告，说圆明园画家杨爱国、伊灵画展在和平饭店画廊展出，于是我前去看了画展，但两个作者没有见到。1992年4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圆明园内外转了一整天，连个人影儿也没见到，后来在4月24日的刘炜、方力钧万寿寺的画展上认识了一批圆明园画家，从此走入圆明园画家的生活，开始追踪圆明园画家村的发展动向，开始持续关注圆明园画家并对其进行艺术评价和理论阐述。

树林画展后崔健在方力钧画室做客

圆明园画家的相聚很是偶然。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周边一直是文化人聚居和驻足的地方，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紧邻北大的圆明园地处城乡结合部，当地市区住民和当地农民有些空房对外出租，这就给外来游民到此落脚带来了可能。

198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华庆住进了北大西门的娄斗桥，我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曾经扑奔过华庆去海淀区北京大学一带租房子，1989年秋，我曾同央美学友杨茂源去过圆明园内由康木、莫束、张念开辟的43艺术工作室玩耍。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圆明园画家。此后，圆明园附近的画家越聚越多，形成画家村的态势，从1992年5月新闻媒体开始给予关注和报道后，圆明园画家村的名字得以确立。

部分圆明园画家在北大画展上

根据笔者调查，有大批画家入住圆明园是从1990年开始的。1990年7月，从《中国美术报》出来的田斌和198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毕业生方力钧，开始在圆明园附近的村子租房画画。同年9月，丁方和张惠平同时住进福缘门西村24号。随后又有郭新平（伊灵）、陈逸青、张方白、王音入住。1991年12月圣诞节前后，在圆明园附近的达园宾馆，展示了这里画家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圆明园画家的集体亮相。同月，在福缘门村，由魏野、摩根、鹿林、洪波、环子组成的149工作室成立观摩展举办。不久后此工作室解体。上文所提到的“圆明园画家杨爱国伊零画展”是在1992年2月举办的，是最早以圆明园画家身份举办的画展。5月19日，“圆明园艺术家伊零、洪波、李益、梁伟四人画展”在北京音乐厅画廊举办，资金由香港导演李翰祥等人捐助。

北大画展现场之一

在1992年里，圆明园画家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艺术活动，一是在福缘门村子里举办的“职业画家露天展”，也称“树林画展”。一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也称“北大画展”。两个活动我都参加了，所以留下了这两组纪实图片。1992年7月12日下午，树林画展如期举行，几乎所有圆明园的画家都参加了，画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卖点儿作品，缓解一下经济压力。画展的经费是自筹的，每人出20元钱，先是画室开放，然后是聚到小树林看展，这一天来的观众不算少，有20多个老外，还有摇滚歌星崔健。新闻记者和艺术圈里的人也不少。后来烧画的事件就发生了。因为画一幅也没有卖出去，当时我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

陈列在地上的作品很受关注

当二十几位“老外”来到时，已是夕阳西下，没有多长时间天就黑了下来。画展不得不到此结束，就在人们要往回运画时，不知谁有意无意地提议把画烧掉。几个画家便开始响应。情绪显得有些激动。无论旁观者怎样劝阻也无济于事。当我看到好几幅相当精彩的作品化作灰烬时，真是有点揪心。因为我知道，这是画家血和汗的产物，有的画家在烧自己的作品时，泪流满面，情绪沮丧。（载《美术家通讯》1992年第10期）

说到“北大画展”，也是很令人感慨，因为这个展览是由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九十年代”正式邀请的，是由北京大学团委正式批准的。1992年12月3日 ，是那年入冬以来最为温暖的一天，画展场地就设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作品能有100来件，都立在树旁或铺在地上，大部分圆明园画家都到场了，看画展的人也很多，场面很壮观很热闹。笔者还依稀记得，当时的展标有“现代画展为北大新文化成长开路”的句子，意义非同寻常。展板上贴有各种报刊媒体有关圆明园画家的报道和消

息，还有两块大展板，贴有两篇类似展览前言的文章：圆明园艺术村——流浪的太阳、理想主义宣言——致我们的北大。后一篇可能是北大人自己写的。

在这一组图片里有一张圆明园画家的现场合影，中间有幅毛主席像，其实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只是那年正好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九月画廊老板让圆明园画家画了些毛主席像赚些小钱，画家就顺便拿到展览现场了。照片上的20多人，就是当时圆明园画家村的骨干力量，此前有些人已退出画家村，也有人陆续加入，邵振鹏就是在这个画展上临时加入的。方力钧没有参加这个展览。实际上，方力钧也没有参加圆明园的“树林画展”他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现场的。在最近，凤凰网上播出了一档回顾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的纪录片，在这部片子中方力钧是这样解释的：“那个时候的展览我就都没有参加，包括在北大三角地的那次，包括在圆明园的树林里办的那个展览，那个时候就是我已经开始卖画了，我基本上就变成我们圆明园的富翁了。我觉得艺术家就这样的摆在一个露天的（地方）也不对，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这种，再比如（有）在好的美术馆，好的展览馆的这个经验了。所以呢，连正式的展览都拿不出作品，不要说把作品拿到野地里去展览了。”

这个纪录片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片段，有个名字叫“艺术家回忆90年代圆明园画家村”，节目做的倒很有意义，遗憾的是里边有些硬伤。有些说法有违历史真实，甚至把被采访人的名字都搞错了。看起来，制作者没有好好做功课，是匆忙上阵，不够踏实。特别是文字的核心提示写得很坏，例：

“莫名其妙的来访者多了，创作时间少了，朋友多了饭局少了，有钱想喝酒，没钱更想喝酒，越喝越想喝，越喝越没有精力创作了，而且喝高了，黄色段子多了，想发泄就想女人，找不到女人就找刺儿，说某人的坏话，结果不是打架就是烧画”。

真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好像圆明园画家整天喝酒找女人似的，打架和烧画是由于喝酒和找不到女人而引起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圆明园画家很不容易，也很了不得，根本不是像上述所描写的那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事实已经证明，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艺术青年，那是一段值得追记、值得研究、值得确立的历史经历和经验。我们还是好好善待这个画家村，好好善待这段历史吧。

笔者一直确信，圆明园画家村就像是一部历史大书，既记录着历史，验证着今天，更昭示着我们的未来。是一座丰富的遗产宝库，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去廓清，去整理，去挖掘。有许多必要的工作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