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天物 机趣横生——孙其峰的花鸟画

 

春雪

以笔墨和色彩塑自然界的花姿鸟态，表达活泼泼的生命情趣，并借以抒发艺术家的种种感悟和情怀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主旨。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成就的画家都以他们的创造不不断延伸和丰富着这一传统绘画形式，呈现出多种风格、式样。尤其是近代以来，许多大家都努力寻求以自己的方式将新的生命意识迹化在其中，更造就了多姿多彩的风貌。吴昌硕的凝重、齐白石的朴茂、潘天寿的霸悍、王雪涛的艳丽……不一而论。孙其峰的花鸟画以传统小写意笔法微观天物，捕捉生动细腻的生活感受，创造出鸢飞鱼跃、机趣横生的有情之境。从而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分析其风格式的形成，不能不选择追溯他的师承和艺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

孙其峰对自己艺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有如是说：

我的艺术思想林概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青少年的原始状态，二是艺术专时代的学古保守阶段，三是对徐悲鸿大师的崇拜和向苏联学习阶段，四是老年的老成阶段，其中以第三最复杂。现分述如下。

一、青少年时代的文艺观，主要是一种自发的、幼稚的未受任何影响的初民状态。我喜欢画画，没什么功利目的，照样画葫芦而已。严格讲，这只能说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行为，根本谈不到什么思想，所以我说它是“先民的”。

二、艺专的头二年，我接受了大量的京城传统派以宋元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复古文艺观，这个短暂的时期大约只有两年多，但现在想起来，他时间虽然很短，浓度却很高。

三、徐悲鸿主校，我接受了他的写实（用西法）艺术观。稍后，又在很大程度上混入了前苏联的艺术观（我接受的主要是写实的精神）还有前一段复古艺术观残存部分。这样就混和成了我的第三阶段“混合面”的艺术观。

四、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经验的积累，我不再像早看那样幼稚片面，也随着我的哲学思想接近成熟不断淘汰那些犯错误的东西，同时也渐渐肯定着思想里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东西，渐渐形成了老年的艺术观，也就是我现行的艺术观。我在这一段受到的最大考验就是80年代的那些各式各样的前卫甚至胡说八道的“文艺思想”的冲击。我不敢说我巍然不动，但我确没费很大力气就过了这一关。①

从以上记述不难看出，孙其峰自幼喜欢书画是受家庭（包括舅舅王友石）影响和天生兴趣使然，而真正对他的艺术观和艺术风格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当时在北京的传统派画家的艺术观和绘画方法，二是徐悲鸿以西方古典绘画的写实技巧改造中国画的艺术观和注重素描、速写的绘画方法。换言之，这也是孙其峰艺术最直接的两个渊源。

篱边百合

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北京的知识界和画界，思想活跃。主张借鉴西方科学、艺术，改良或革命者有之；抵制或怀疑西方思潮，主张保存国粹的人物亦有之。前者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吕瀓等；后者如林纾、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1920年，金城以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周肇祥以临时参政院参政的身份发起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提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主张。其子金潜庵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外另行成立“湖社”。两个画会的艺术主张大体相同，多强调学习与保存传统，尤其是注重写生与描绘的宋代传统和以功力而非韵味胜的北派传统。至20世纪40年代，这两个画会培养的画家相继成熟，于是在北平画坛上“追踪宋元重理法的传统、弘扬明清大小写意的传统和引西方写实主义以改造中国画的新传统，成为相互消长的三大潮势。”②

孙其峰1944年考入艺专，当时在北平的有名画家几乎都到艺专上过课，他曾说：“我几乎都喜欢这些授课老师，细想一下，好像也有个高下之分。在我的思想上，画山水的老师，我最佩服吴镜汀与溥佺、胡佩衡，画花鸟的我最崇拜民光、汪慎生、王雪涛。”为究其师承，我们不妨对孙其峰心目中最佩服和崇拜的这些画家作一简要介绍。

吴镜汀（1904-1972）名熙曾，浙江绍兴人。早年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③习画，后又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从师于金城。早年研摹“四王”后转而习宋元名家，包括李郭派、董巨派到继承宋元的文徵明、唐寅等。他以王石谷为主而能变通各家，笔墨清融松秀。40年代即以笔性好、功力深而闻名于京师。

溥佺（1913-不详）原名爱新觉罗·傅佺，字松窓，后以字行。早年从“四王”入门，后追摹元代名家多作山水、人物，画法全面，画风严谨，风格雅正。

胡佩衡（1892-1965）名锡铨，字佩衡，号冷厂，河北涿县人。久居北京。1918年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学习，两年后任该会山水画导师及该会《绘学杂志》主编。约同时，又拜金城为师，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参与创办“湖社”并主编《湖社月刊》，早年致力于临习王石谷、石涛、石豀，又上溯元代王蒙，以苍秀精细见长，中年以后转向阔放浑厚。

汪慎生（1896-1872）名溶，字慎生，号满川村人，安徽歙县人。幼年曾在浙江兰溪当学徒，后在上海画炭画谋生。约30年代初到北京，先后任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辅仁大学美术系教授。善花鸟、山水，尤以花鸟著名于世。能工笔亦能写意，小写意最具特色也最有影响。其画法师陈白阳、华新罗、任伯年等，笔致生动而有平朴含蓄之致。

王雪涛（1903-1982）原名庭钧，号迟园，河冯成安县人。毕业于北京艺专西画系，又相继师从齐白石与王梦白。20年代曾模仿齐白石的大写意，后从王梦白习小写意，并上溯林浪、八大、华新罗，30年代至40年代以形神逼肖、清新明快的画风崭露于北京画坛。他注重写生，善于捕捉禽鸟草虫的各种动态，形象真实生动而有情趣。用笔灵动活泼，色彩鲜艳明丽。

田世光（1916-1999）号公炜，北京人。1937年毕业于京华美术学院，受教于汪慎生、赵梦朱等。40年代中期任教于北平艺专。长于工笔花鸟。注重细节刻画，善于把花草禽鸟放在开阔的空间之中，或与山水作适当的结合。造型逼真，描绘精细，既能富丽堂皇又能淡雅典丽。

从以上介绍可看出，当时孙其峰所佩服和崇拜的老师多是崇尚宋元理法，继承并发扬明清大、小写意画法而又有自家面貌的传统画家。他们的观念、画法、风格对初入艺术殿堂的孙其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如他自己所言，“时间虽然很短，但它的浓度却很高。”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式的学校美术教育已逐渐成为培养画家的主要方式。但在国画家的培养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还比较认可师徒传授的传统方式。学校教育以培养社全人才为目的，所设科目不拘一家一派，注重共性和普遍性，虽然给受教者提供了博采众长的学习条件，但在因材施教、诱发个人灵性方面却有着明显不足。所以当时很多习画者在学习学校课程以外，还要另拜名家为师接受师徒传统式教育。1944年，通过吴镜汀的一封介绍信，孙其峰成了汪慎生的入室弟子。每周上课一次，如是三年。他不仅摹习、精研了汪慎生最具特色的小写意体法，同时也深受其艺术观念的个人品格的影响。晚年的孙其峰曾这样评价恩师的绘画特色：“师古而不泥古，宋人的严谨，明人的松动，南田的秀润，新罗的朴拙……融会笔底。注意师造化，他师造化而不拘守自然形态，能把自然的活本，通过自发心源去升华、提高。”④不妨说，这也是他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以后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随着艺术思潮的变革、创作经验积累，孙其峰对他年轻时的追求可能有着不同层面的理解，但最基本的艺术观，以至于他花鸟画的基调和格趣仍能看出这种传统的渊源。

孙其峰艺术的另一渊源是徐悲鸿的艺术观和表现方法。徐悲鸿固执的认为，明清绘画因不重写实而衰败，西方现代艺术因放弃写实而堕落。因此，他终其一生致力于推行写实绘画。在任艺专校长期间，推行“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教学方针，强调中国画教学也要以素描为主要基本功。招致几位中国画教授的激烈反对，以至后来在北京画坛酿成一场大争论。⑤但还是得到大多数青年人的认可。作为学生的孙其峰，本来就有崇尚宋画、重师造化的思想基础，加之徐悲鸿的人格魅力，很快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这种思想。格外看重素描课，并有意识地在掌握传统式样和语汇的基础上，又以新的观察方式画速写、默写，强化视觉感受力和眼、手相应合表现视觉真实的写实能力。从而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并训练了捕捉物象瞬间动态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成为他日后风格形成的要素之一。

孙其峰自己说他没有什么太厉害的美学偏见，对于他曾师法过的传统派和徐悲鸿学派都采取了师法舍短、有取有舍的明智态度。在接受新方法的同时，不断回顾和眷恋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绘画传统。50年代以后，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来自延安的革命文艺传统和学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正统和主流。在“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国画家们也都下乡、下厂，体验生活，努力表现新社会、新事物、新面貌。传统的人物画和山水画创作尚可“旧瓶装新酒”，跟上时代潮流，但让花鸟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为政治服务，是困难的。这在当时许多花鸟琏有的心理上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孙其峰曾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批判我，无非是因为我画花鸟画。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花鸟画这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艺术形式是不能被取消的。既便在相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这一信念都不曾动摇过。所以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他选择了以传统文人画为本的艺术道路，在尊重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逻辑的同时，又适当吸取了徐悲鸿学派重视造型和写生的观念。他摒弃了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但也不选成用西方素描改造中国画，或以“写实主义”代替写意画。他重视写生和造型，为的是能从写生中获得创造形象的源泉和能力，以达到既不囿于古人又不困于造化，皆发于心源之境界。晚年的孙其峰曾这样叙述他的追求：“余早年初学作画，但知临摹古人，亦步亦趋，以全似为能事，不敢离古人半步。后入艺专，得遇悲鸿恩师，教我以写生之法，然习之既久，则又规规于形似物象仅守物理，不敢自运。七十而后，渐知中发心源之真谛，不复囿古人困造化矣。”⑥

观孙其峰的花鸟画，不论是大幅还是小册，总有一股勃发的朝气坡扑面而来。远瞩的雄鹰、疾飞的小鸟、跳跃的松鼠、戏水的鸳鸯、听雨的鹌鹑、凝视的翠鸟；盛开的白梅、怒放的野花、萧萧的雪竹、萋萋的芳草、欲放的蓓蕾、摇落的野果、瑟瑟的树枝、飘飘的秋叶……都充盈着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力，一如唐人诗句“一草一木栖神明”。这生命气息究竟从何而来？品味再三，分述如下。

明朗向下的精神品性

中国花鸟画之所以历经千余年而不衰，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有庞大的观赏群。观者通过画面形象所感觉或是期待感觉是一种人格化了的生命状态。可以说，当艺术家将个性化的特征注入画面形象时，才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才算创造了一种价值。人们从八大山人的画中感情到孤寂、冷逸，从郑板桥的竹石中感悟到挺拔、傲岸，观孙其峰的画，感悟到的是生命的欢快和跃动。如果说八大山人的冷逸与他国破家亡的疾愤之情相关，郑板桥的超拔与他的清高不群相表里的话，那么孙其峰画中的朝气，实来源于他乐观向上的精神世界。

孙其峰为人豁达、开朗，从小受偶家思想影响，初步形成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青年时期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以后数十年的生活历程和艺术创作实践中，对个人与社会、艺术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更深化的理解。这种思想观念，使他始终能以一个不断进取的现代人去感悟和表现自然生命。不下代文人画家那样“孤芳自赏”或借笔墨“吐胸中块垒”，作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而是专情于对自然生命的情态的精心刻画，抒泄于画中的是对社会生活、自然、生命诚挚的热爱和依恋。所以画面带给欣赏者的不是颓唐与凄迷，而是健康、明朗、勃发、向上。如作于1980年的《窗外小景》，浓重的枝桠从右上方伸出，错落交叠。数片桔黄色的叶子，稀疏地挂在枝头，分明已是“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暮秋时节，但四只小鸟神气十足的立于最高枝头，极目远望，似乎淋浴在清秋丽日中欣赏“数树深红出浅黄”的绚烂。作于1987年的《春雪》，皑皑白雪覆盖着林中空地，也为老树披上厚存的银装。虽然寒气带人，但老枝上已抽出柔软的枝条，萌动的幼芽似乎透露着春的消息。三只羽翼丰满的麻雀落在雪地上，一只抬头鸣叫，另两只低头觅食，它们打破了冬的静寂，在严寒中欢叫春天的到来。……这些容易使人产生飘零、落寞感的秋景和萧索、悲凉感的冬景，在孙其峰的笔下却能使人联想到万山红遍的绚烂和草长莺飞的勃勃生机。虽然从人类感情的需要和审美形式的丰富性而言，悲凉、萧索、荒寒、落寞，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使人欢快、振奋、搏击、进取的审美形式其价值是永恒的。

窗外小景

 

徐改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